1.​ 术是什么

在《韩非子》全书中，谈术的内容很多，但多是就事而论术，专门对术做出概念定义之处并不多。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译：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出自《难三》）

很显然，韩非子认为法为阳，术为阴，术是隐蔽的、旨在驾驭群臣的手段。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也。此人主之所执也。译：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出自《定法》）

这段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术，因任授官、循名责实，固然亦可“藏于胸中，潜驭群臣”，而实际赏这两个手段作为原则又可以固化为法的。从因任授官、循名责实的角度，这种术确是君主所特有的。

2.​ 如何用术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出自《主道》）

由“道”是无状的、不可见的，直接类比出一个君主的做事原则，就是不让臣下看出自己的心意、了解自己的想法。

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译：臣子将会精心粉饰自己的言行。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译：臣子将会伪装自己的观点。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译：臣下就会表现出自己的本真之情。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出自《主道》）

这段讲君主应以守虚静为门户，所谓守虚静，就是不让臣子了解自己所思所想，以此获得博弈信息优势，进而达到出其不意的博弈效果。

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出自《难三》）

这句话讲的比较直白，强调了用术的隐蔽性，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不能无由透露。

3.​ 术的功用

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出自《和氏》）

韩非子在这里列举了几个君主用术的目的：

1)​ 防范大臣擅权专断；

2)​ 防范身边近臣狐假虎威以弄权；

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译：任人而不知术，则无论任用什么人都会失败。人君之所任，非辩智则修洁也。任人者，使有势也。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计，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则君必欺焉。修士者未必智，为洁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惽，处治事之官而为所然，则事必乱矣。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出自《八说》）

这段从反面强调术的效用，即驾驭臣下。韩非子认为，用人无非是用辩智之士或修洁之士。前者智多，容易谋私欺君；后者智少，容易做事武断。不论是哪一种，如果无术去使用，任用智多的人君主会被欺瞒，任用修洁的人则容易把事情搞砸。

宓子贱治单父。有若见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齐不肖，使治单父，官事急，心忧之，故＃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今以单父之细也，治之而忧，治天下将奈何乎？故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无术而御之，身虽瘁臞，犹未益也。”（出自《外储说左上》）

这个典故阐明术的另外一个功用，就是以术的技巧解放用权者。若是有术，就能够既把国家治理好，而自己不会太劳累；若是无术，把自己累病了，国家也治理不好。

【解评】：

首先韩非子指出术的核心属性，即隐蔽性；其次术是君主专有的；第三，君主用术的基本姿态是守虚静。从术的直接功用上，韩非子认为用术是为了知人、任人、用人。

韩非子谈的术，可以从博弈论角度进行理解，就是博弈之术，利用君主特有的权势，设法让自己知己知彼，而臣下则是知己不知彼，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下，君主利用众端参观（把不同信息进行比较、互验）、一听则下（一一听取臣下意见，用臣下意见质询彼此）、挟知而问、以诈试探等方式，发现臣下的问题或震慑臣下，以赢得君臣博弈。信息优势是用术的一个核心基础。

除此之外，韩非子把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等也归为术的范畴，但在我看来，这些常规习惯原则完全可以纳入法的范畴。

一般情况下谈到术，大家想到的就是权术、阴谋诡计之类的印象。但我认为韩非子尚术的原始动机是出于公心的，同韩非子批判的奸臣、权臣的奸邪之术是有区别的，同纵横家的术也有区别。什么区别呢？

按照一般认知，韩非子作为“法术势”之集大成者，法承于商鞅，术承于申不害，势承于慎到。依照知其人然后知其学说的原则，我认为“公”、“法”的思想应该是韩非子思想的基础，或者说商鞅的“法”思想是韩非子思想中最基础的部分。但是，吴起、商鞅的悲惨下场，让韩非子强烈感知道了纯法家在实践中的不足，韩非子从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思想中相通了如何弥补纯法家的不足，于是韩非子援术入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韩非子原始动机对术的定位应该是“术以尽法”，其倡术带有防御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但是，在韩非子最基础的三个元概念“法、公、君”三者中，韩非子把“君”作为了实现“法”与“公”的前提条件，所以他言术时是直接围绕着“君”而非“法”展开的。前面我讲过，以“君”代“公”存在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君毕竟是一个个人，其私人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公”的利益。然后，这个缺陷在韩非子论术时继续发酵，“公”和“法”彷佛已经退隐，只是在围绕君主个人论术。这样，从外部看起来，论君主之术倒成了《韩非子》全书篇幅最大的构成部分，并且其所论术，已经同奸邪臣子之术和纵横家之术没有了明显的道德性区别。也正因如此，很多人（比如熊十力）认为韩非子其实是个法术家，而商鞅才是法家。一句话，比之韩非子的法生于道、奉公去私等基础观念，最后全书言术过多、过诈，实际上显露了他已经偏离初心的痕迹。

但我认为，着眼于学习、鉴用，应该基于我提的“术以尽法”，从韩非子初心的立场来理解韩非子之言术。

另外，韩非子认为术是君主所专有的（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也有一厢情愿的嫌疑。因为韩非子所论之术，不惟一主能用，臣下也能反用之，如此韩非子谈术的“以术致术”效应也就几乎不可避免。事实上，两千多年的政治斗争史已经佐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