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碑林现存的清康熙年间免税碑，碑文说，杭州府辖区共有100多艘鱼花船，以此为生者，有数千家之多。过去，每船纳税3两5钱或3两6钱不等，造成民不聊生，现予免除，并立碑以示久远。这无疑是康乾年间朝廷减税富民理财思想的政策使然，是为了体现康熙帝的仁政和民本思想而立，是针对特定纳税群体的减免。目前在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水北街高耸的清代乾隆帝的免税御碑，从碑文看，则是为了高度肯定东南各省对国家财政所作的贡献，是对浙江省历年税收没有积欠的赞赏与褒奖，乾隆帝决定蠲免浙江省当年地丁钱粮总额30万两白银。这是对浙江省的奖励性直接减免，是因为乾隆帝的赏赐而立。

而立于清道光年间的西溪周家村免税碑，碑上刻有“奉旨、豁粮义地、道光七年冬季长春集司事立”等字。“豁”是免去的意思，粮是钱粮税收，义地指公共用地。大意是，这里有块公共用地，这里的老百姓可以免缴捐税。这块免税碑是奉旨立，是对局部地区，特定对象的减免。但据考证，发现此碑之处，正是当年皇帝赐封的“慈月庵”遗址所在地，与当地百姓“孤身阿奶送皇粮”的民间传说有关。如果这样，就可能意味着道光皇帝是有感于“孤身阿奶送皇粮”的忠心，为了鼓励当地百姓踊跃缴纳皇粮国税而立，是一种鼓励性的减免。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镇湾的清代道光年间“昭示永免”免税碑，经初步考证，也是清道光年间朝廷免除当地百姓赋税的告示。此碑刻高1.62米，宽0.72米，厚0.12米，碑文共10行，每行37个字。碑文大意是朝廷为了体恤民情，才主动免除了当地百姓的赋税，应属因为道光帝财税政策而减免。

在几块免税碑中，“大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立于北京门头沟的免税碑——“永远免夫交界碑”，应该最完善，也因为北京市地税局的抢救，其史料价值挖掘得比较多。事实上，同样的免税碑，当时有三块，一块立于牛角岭，一块立于峰口鞍，一块立于当时的宛平署。目前保存完好的古碑，存在原地的仅牛角岭一块。“永远免夫亭”坐落于牛角岭关城附近，这里曾经是川流不息的京西古道和元、明、清三朝拱卫京师的军事要隘。碑文记载，自古以来，北京西山乡村“石厚田薄，里人走窑度日。一应夫差，家中每叹糊口之艰。距京遥远，往返不堪征途之苦。”此碑的刻立，不应忘记当年王平口巡检司官员阮公之功。雍正八年（1730年），因为阮公将乡民疾苦呈报县官，县官上奏朝廷允准和雍正帝的恩准，才免除了这里的夫役。因故，王平、齐家、石港三司38个山村的“夫役”得以全部豁免。其减免税对象是处于社会底层，又地处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 “永远免夫交界碑”体现的是清代康乾时期“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延续的产物。

南京明孝陵的康熙免税碑是2003年出土的，一直保存在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但迄今从未公开过。该碑目前存于下马坊遗址公园西北侧，青石质，高2.2米、宽近1米，通体镌文，碑额上尚可清楚地看到篆刻的“奉旨蠲免三则碑”字样。碑文主要记载，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政府规定：原明孝陵守陵的军丁，要纳银两，用于地方漕运造船，但实际上原孝陵卫的守军“各户故绝过多，册内有名无人，钱粮有征无纳”，致使地方官吏无从落实有关款项，至康熙年间，地方粮道长官、江宁府上元县长官等向清廷提出，希望豁免原明代孝陵守军军户的钱粮，后经核查属实，清政府同意蠲免，并希望地方官吏遵照执行，差役下乡，不得侵扰，如敢违背此旨，当予重处。为保证政府法令为公众知晓，“永远遵奉施行”，地方官员特地勒碑刻石，予以公示。可见此碑虽属赋税告示，但却透着几分朝廷的无奈，也体现了地方官员的主动努力。

山东聊城的康熙“今日无税”免税碑，据史料记载，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南巡时，因为刑部侍郎任克溥奏请康熙帝恩准所立。免税碑高约4米，碑顶双龙雕镂，中有“圣旨”两字，碑中央题有“聊城临清等五处禁止添设关卡”的大字。据传此碑因仅书“今日无税，明日有税”又不著日月，而使东昌府所属邻封县镇均受惠，一时间，商家云集，舟樯如林，异常繁荣昌盛。但其碑的刻立，却是因为清代第一榜状元傅以渐，也是聊城人，曾当过康熙的老师。是傅以渐借故康熙帝南巡的机会，为故乡争得的免税恩赐。

安徽宝林寺的康熙免税碑的刻立，则是因为康熙帝的父皇顺治，自进关坐北京后，无心称帝，一心修佛，所以经常到处微服私访名山大川，名胜古刹。一次到宝林寺，不幸染病，方丈予以收留，并精心调治护理康复。康熙登基后，为感念宝林寺对父王的救护之恩，颁诏镇平知县张琮，免除宝林寺产业区域内的一切劳役，此碑现存于宝林寺大殿东山墙内侧。寺院免税碑，除此之外，还有立于山西大显通寺的免税碑与免粮碑，因资料缺乏，此文略去。

立于乾隆年间的山东济宁《油丝烟免税碑》，则详细记述了济宁的油丝烟，为与南烟抗衡、奏请免征加工税，并获官府批准的事实。此碑的刻立，是因为当年烟商的共同呼吁。奏请中，曾经有24家烟店的签名。正是因为这一减免政策，就是到了清代晚期，济宁的烟草加工业仍然兴旺不衰。

从上述免税碑的立刻原因看，或是皇帝出于仁政的统治思想，为了体现减轻民负，发展生产的仁心，或是为了严厉约束政府开支；或是为了鼓励老百姓积极缴纳皇粮国税；或是为了报恩；或是为了促进行业的发展，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不论这些免税碑的刻立背景，及其皇帝和朝廷的真正动机如何，对广大老百姓而言，减免税总比加重赋税日子要好过些，其价值值得肯定。而且，乾隆皇帝 “天地只此生财之数，不在上，即在下，与其多聚左藏，无宁使茅檐蔀屋自为流通。”的财税统治思想也有可取之处，其历史价值和意义也不应抹杀。

因为康乾时期，为了开疆拓土，频繁用兵，仅乾隆时期的两次征伐弹丸之地金川，就耗费了国库7000余万两白银。但因为奉行了减税政策，竟然聚敛了更多的赋税。康熙在位62年间，蠲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每年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 7倍。乾隆的赋税减免更多，总额为2.5亿两，按当时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5000万两计算，减免额为5年的财政收入。据研究资料显示，仅康雍乾三朝的蠲免赋税及赈灾百姓，就高达4.2亿两白银。

从免税碑的刻立原因分析可知，免税权是掌控在皇帝一人之手的。而且，只要皇帝愿意，他可以随时给任何地区、任何群体、任何行业，以任何原因免税。他可以为了报恩而动用免税权，也可以碍于老师的情面动用免税权，也会因为一时兴起动用免税权。当然，也不能否认其基于政策要求的理性赋税减免作为。因为在皇帝眼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是他的，国家内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物是他家的，地是他家的，老百姓也是他家的私有财产，因此，皇帝可以任意处置。这无疑剥夺了全体社会成员的赋税权，是一种极端不公正、不人道的赋税制。如此观之，免税碑的价值也就十分有限弱小了。它仅仅意味着，曾经在某年某月，某位皇帝对某某地方的某某群体，因某原因减免了某税而已。就现代文明税收治理思想而言，免税碑仅具有一些赋税考古价值而已，只能从抽象的角度继承它的减免税思想。

这样，当我们遥望那些或淹没于荒草荆棘之中，或供奉于高堂舍的免税碑，从它们模糊的字迹，剥落的笔画，我们追寻的，只能是一个没落王朝腐朽的背影。它的背影，只是一再提醒我们，要面向未来，要勇于追赶文明的税收足迹。皇帝的免税碑再多，都不过是为了皇家一家一姓利益的千秋万代。当下中国，既需要税负的减轻，需要对弱势群体的关切，更需要免税权的回归，需要还税权于纳税人，需要对赋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纳税人利益总量终极目的的真心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