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这一章，逻辑是连贯的，而且是有针对性地回答或纠正几个错误的倾向。

我们反向解析老子的思想，就能看到这个逻辑及其针对的错误：考察个人、家、乡、邦、天下究竟应该用什么方法？

最常见的是“比较法”：你看别人家的老公多能干，你看别人的老婆多漂亮贤惠，引而广之，你的家没有别人的房子大，你们村没有别的村富裕，你的国家月亮没有别国的圆，我们生活在雾霾里，这样的世界真是难熬，诸如此类。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种比较法是日常生活里不经意会进入的逻辑陷阱。

老子提出的考察方法显然不是比较法，而是另外提出一个“新标准”：以修炼获得的德性表现，来评定各自的修为。这个德是什么呢？就是道之作为：善建、善抱、祭祀不绝。

德是道之所为，而作为修炼之果，即德之结果，对个人以至于天下，都有不同的表现：真、余、长、丰、普。这五种果报（或成果），正对应、针对五种不同人群的聚集方式，从个人到家族，到乡村（家族群落）、到城邦、到天下。

老子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叫它“标杆法”，也就是确立不同对象各自的考核标准，尤其是核心本质，再去进行分层、分类考察，这样就不是比较法里的流于表象的比较，而是能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要而言之，不要在与外向的比较里迷失自我，迷失对本质的把握；也不要以为考察了个人品德就一定能推论家族的品性，乃至于考察了邦国的风气，就一定能知道天下的风气。这样轻易地推论是有逻辑漏洞的。

要改为针对每一个对象，都以“道”为出发点，考察其施行德性的成果，观身者，察其是否真实厚道；观家者，察其是否富足有余；观乡者，察其是否尊长有序；观邦者，察其是否物品充足；观天下，察其是否恩泽普施。这才是善于开创（善建）、善于守成（善抱），延续长久的得道有德之法。

老子不赞成以家去考核个人，以乡去考核家庭，以邦去考核乡，以天下去考核邦这个推论的逻辑，而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从个人到天下，都要以是否“尊道有德”去考核，这就是说：每一个环节都不是以上一环节或下一环节的利益、好恶、成败去考核，而是考核各自是否尊道而行，善建善抱地获得“自在之德”。

历代注家，很轻易就将老子此章与《大学》内圣外王的“八达目”（格知意正修齐治平）联系在一起：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对比老子此章与大学观点，可以明显看出，大学提出的是有先后顺序与因果关系的修炼方法，老子的“修之”所在所获得的结果，并没有先后顺序，也没有因果关系，都是修德的不同成果。

老子后面提出的“观”之方法，更清晰显示是以身观身，而不是以家观身、以乡观家，以天下观邦（国家）。因此，从老子的观念看，是没有修身而天下平这个次第因果逻辑的。

《管子·牧民》里说：以家为乡者，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是治国之作，牧民篇将“观”改成“为”，为即治理。

《管子》认为，不能用管理家庭的方法管理乡村，不能用管理乡村额方法管理国家，不能用管理国家的方法治理天下，这四种做法都是错误的。应该如何呢？家有家法，乡有乡约，国有国规，天下有天下的门道。

牧民篇里的治理思想，与老子本章主张的逻辑一脉相承，是道家“万物并立，得其自在”总体思想逻辑的自然延伸，与儒家因果顺序的修齐治平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儒家修齐治平的逻辑是，大为小之本：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这种大为小之本的逻辑，必然推演出“小为大牺牲”的逻辑结论——这不就是中国式政治哲学的核心之一吗？

上面这段“国者，乡之本”的话出自哪里呢？竟然是出自《管子·权修》篇。

牧民是管子第一章，权修是管子第三章，为何同一本书出现观点相悖的文字？这可以显示管子成书的复杂性。

《管子》一书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稷下学派的集体创作，与《吕氏春秋》成书过程类似，经历了多人、长时间的创制、编纂甚至论战。但说《管子》是伪书就错误了，《管子》依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管仲治理齐国的思路与政策，完全隔断《管子》与管仲的关系也是错误的。

那么，《大学》修齐治平的观念来自何处？没有证据显示《大学》出自孔子，《论语》里没有修齐治平逻辑的只语片言，说明孔子生活的时代，他未必看到《老子》一书全本，因此谈不上孔子对于老子的思想有完整的认识，或者，孔子知道老子思想与自己不在一个路线上，选择性避而不谈，这是研究孔子与老子务必要注意的事。

《大学》最早出自《礼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目前较为公认的《大学》的成书时代，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初，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儒家作品。经董仲舒、郑玄、孔颖达到韩愈、程颢、程颐、朱熹，《大学》自宋之后，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大学之道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正宗主流，延续至今。

曾子及其后学之前及同时代，《老子》《管子》《墨子》等都提出了身、家、乡、邦、天下的“天下图式”。可以想见，这是春秋入战国时代的普遍思潮。可以合理推测，曾子借鉴老子、管子等道家的身、家、乡、国、天下逻辑，提出儒家的观点以应对，是符合“思想衍生”的内在逻辑的。

《孟子·离娄》里也阐述了他的观点：人恒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从成书年代及影响力看，孟子的这一论点对于《礼记》（即《大学》母本）的整理者，可谓一锤定音，由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因果链条，正式建立了起来，而老子以身观身、以家观家这个“万川映月”式的各自独立自为的逻辑，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灰尘里。

身、家、乡、邦、天下这一天下图式并不是哪一个人提出才有，西周的周公、禹贡里，已经有了“中国”的天下图式，到春秋时则是将这个天下图式与人的德行、天道等建立起因果联系。

比较而言，孔子多言治国、理政，老子多言天下、道德，两者兴趣关注点的差异，非常明显，而曾子等则将两者思想进行了糅合，提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逻辑图式。可惜的是，曾子（《大学》）的逻辑图式虽然完整，却又存在重大偏颇，这个偏颇就是论证了“以大害小”的合法合理性，而这恰恰是妨碍“经由个人自由达于社会自由”理路的观念路障。

很少古人沿着《老子》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逻辑深入探索，而是拐入修齐治平“以修养解决政治困境”的贤人政治逻辑。

人类历史证明，依靠个人修养维持政治稳定，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尤其在缺乏权力制衡的君主专制体制下，君主个人修养对政治的良好作用，都是小概率事件，也就是说，依靠贤人君主实现国家稳定，是缘木求鱼。套路太深，沉迷太久，没有思想的觉悟与觉醒，怎能免于历史恶政反复重演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