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给德鲁克著作分期并非是一个聪明的举动，但分期又是了解一个德鲁克著述多样性的最简单的办法。按照德鲁克著作所属的时代和内容属性对其进行大致的分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和三种类别：

德鲁克著作的三个时期是：

第一个时期是对管理学探索时期，大体上属于20世纪30-40年代，德鲁克的兴趣在于“工业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和“工商企业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工商管理并非德鲁克最初和最首要的学术关注。德鲁克早期最关注的是社区和社会，在社区里个体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体拥有自己的功能；第二个时期是管理理论形成时期，大体上属于20世纪50-70年代，德鲁克的兴趣主要集中于“组织的社会的发展问题”和“大企业的管理问题”。包括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的宗旨与使命、企业的目标、企业组织与战略、企业的管理、工人的管理、经理人的管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商业伦理等。德鲁克最重要的管理学著作多产生于这一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管理理论扩展时期，大体上属于20世纪80年代到德鲁克逝世。德鲁克的兴趣在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时期的主要管理问题”或“从目标管理到管理知识工作者的过程”(from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to managing knowledge workers)。包括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型企业的管理、知识工作者的管理、知识型企业的管理和非营利组织管理等。

德鲁克著作的三种类别是：

一是政治学著作和社会学著作，如《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39)、《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 A Conservative Approach)(1942)、《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The New Society: The Anatomy of Industrial Order)(1950)、《美国的下一个20年》(America's Next Twenty Years)(1954)、《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Landmarks of Tomorrow: A Report on the New “Post-Modern”)(1959)、《不连续的时代：变迁时代的指南》(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1969)、《看不见的革命：养老金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起源》(The Unseen Revolution: How Pension Fund Socialism Came to America)(1976)、《迈向经济新纪元及其他论文》(Toward the Next Economics and Other Essays)(1981)、《新现实：政府与政治、经济与企业、社会与世界》(The New Realities: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in Society and World View)(1989)、《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1993)、《生态愿景》(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1993)、《养老金革命》(The Pension Fund Revolution)(1996)和《管理下一个社会》(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2002)、《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 Selections from Sixty-Five Years of Writing on Community, Society, and Polity)(2002)等；

二是管理学著述，如《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1946)、《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4)、《成果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1964)、《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1966)、《技术、管理与社会》(Technology，Management and Society)(1970)、《人、思想与社会》(Men，Ideas and Politics)(1971)、《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1973)、《人与绩效：德鲁克论管理精华》(People and Performance: The Best of Peter Drucker on Management)(1977)、《管理导论》(An Introductory View of Management)(1977)、《动荡年代的管理》(Managing in Turbulent Times) (1980)、《变动中的管理界》(The Changing World of the Executive)(1982)、《管理的前沿：今天孕育未来决策的地方》(Frontiers of Management: Where Tomorrow's Decisions are Being Shaped Today)(1986)、《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实践与原理》(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and Principles)(1985)、《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原理与实践》(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1990)、《管理未来》(Managing for the Future: The 1990s and Beyond)(1992)、《巨变时代的管理》(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1995)、《德鲁克论亚洲：德鲁克与中内切的对话》(Drucker on Asia: A Dialogue between Peter Drucker and Isao Nakauchi) (1997)、《德鲁克论管理》(Peter Drucker on the Profession of Management)(1998)、《21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1999)、《德鲁克精髓》(The Essential Drucker) (2001)、《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实践》(The Effective Executive in Action: A Journal for Getting the Right Things Done)(2006)等，并包括1950—2005年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发表了三十二篇论文，其中6篇成为当年最具影响力的论文而获得麦肯锡奖(McKinsey Award)104；

三是自传和其他类著作，如自传《旁观者的历险》(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1979)、绘画艺术研究著作《毛笔之歌：日本绘画》(Song of the Brush: Japanese Painting from the Sanso Collection)(1979)、小说《最后可能出现的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1982)、小说《行善的诱惑》(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 )(1984)、德鲁克著述经典段落集锦《德鲁克日志》(The Daily Drucker)(2004)等。

其实，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无论前期、中期还是后期，它们都骄傲地构成了一个整体，整个地改写了管理学中对实践的认识、对效率、人性的表述与对理论的建构方法，写出了现代管理学必须面对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与理论发展的需要。德鲁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断地在其著述中“转换视角”。因此，只有把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放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里去理解，才能把握他那具有立体感和历史感的观察视角。

德鲁克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作为一个管理学家的历史责任感、情结和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深入与拓展。自我管理型工厂社区情结，让德鲁克写出了《公司的概念》和《工业人的未来》；实践情结，让德鲁克写出了《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创新情结，让德鲁克写出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实践与原理》和《动荡年代的管理》；效率情结，让德鲁克写出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公共事务情结，让德鲁克写出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原理与实践》；事业情结，让德鲁克写出了《成果管理》；未来情结，让德鲁克写出了《不连续的时代：变迁时代的指南》和《21世纪管理的挑战》；后现代情结，让德鲁克写出了《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实践性极强的优秀作品。在具有强烈的理论感染力和对现实的管理实践问题回应的同时，也成为这些研究领域的开篇之作或范本。

德鲁克为自己确定的坐标，可以从最早出版《公司的概念》的美国Transaction出版社1993年把德鲁克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所写的有关社会议题论文结集出版的专著《生态愿景》的《前言》中可以看出。德鲁克告诉人们，他是引进私有化(privatization)与“知识型社会”(Knowledge-based Society)观念的第一人；是20世纪50年代初“少数几位”首先想象到计算机对未来社会可能带来冲击的人；“早在1961年就率先观察到”新兴的日本经济活动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挑战；“第一个有系统地撰写日本式管理的人”；“第一个使用‘后现代’词汇的人”；第一个探讨企业战略议题的人；第一个谈论“组织中的社会”的人；第一个视管理为组织社会的中枢器官的人。105

在我们看来，德鲁克著述的一个特色是他经常随心所至地用一些纲要式的写法来确定自己的坐标。如五种独特的组织结构、五种设计原则、三种工作、四个基本问题、三种方法、三种不同的任务、有效研究的十大法则、评估公司绩效的五项测验、五大企业重罪、三大常见的解释、促成整合的两大关键和达成成功收购的五大特色，等等。德鲁克在多年后所写的自传《旁观者的历险》一书中说道：“在我有关管理的全部作品中……我认为自己有关自我管理型工厂社区的思想，以及有关有负责心的员工的思想，都是最重要、最原创的思想。”106

总体而言，德鲁克的管理理论更加“传统”，或者说他背离了一个传统，又创造了另一个传统。他所创造的重组织分权乃至重角色位置职能而轻组织中个人特性的理论，正是当代各种媒体所热炒的各种管理学家向他挑战的主题。这有如马歇尔以《经济学原理》而成为当代所有经济学家所必须面对的对话传统一样。而他所背离的传统，是德鲁克在高龄以后一直所关注思考的经济与更大的社会之间联系的亚当·斯密传统。与亚当·斯密更关注道德与经济的联系和社会分工不同，德鲁克则更关注社会价值观：机会、社区、团结与个人价值实现之间的问题，但这或许这只是时代精神所导致的主题的不同而已，因为背后并没有相当实质性的区别。有如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K. Sen)的贡献并不限于经济学，而最终向伦理学回归一样，这或许提供了一个实用型的学问，终必向形而上107回归的例子。

我们认为，确定德鲁克坐标可以将其定位在管理哲学、企业经营、管理原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组织结构、高层管理等方面。在这些领域，德鲁克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所涉及的问题涵盖了两类基本问题：一是企业组织的活动方向问题；二是企业活动的组织问题。作为企业组织的活动方向问题，往往是企业经营问题和高层管理问题(当然也包括管理理念和经营哲学)，属于组织的战略问题，具有非结构化的特征；而企业活动的组织问题，属于各项具体的管理职能问题及其结构的设计问题，具有结构化的特征。相比而言，德鲁克研究的重点显然是企业组织的活动方向。其代表作是德鲁克两本同等杰出的巅峰之巨作：《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这两本杰出的巨作可以说是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且有大量的历史方面的展望。他给读者的印象往往带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但是，他仍然在管理学学术领域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德鲁克极为欣赏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帮德·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的经济学。108当其他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象牙塔内研究人类行为时，凡勃伦则根据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人类行为。在凡勃伦看来，对人的复杂行为动机的把握，经济学需要得到相关学科的支持。“如果经济学家要提出好的理论，他们就必须减少肤浅的认识，更加自愿地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交流。”109对德鲁克来说，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很多，应当将这些力量导入管理学的分析之中，通过从其他学科中获得见识的努力可以拓宽和丰富管理学。因此，“德鲁克坐标”的论述框架充满了从其他学科中获得的见识，从美学到社会学，德鲁克都有深刻的认识。德鲁克广泛涉猎国际法、历史学、组织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以及人类境况的社会学，深刻且贡献良多。而这与传统管理学是格格不入的，是对传统管理学或主流管理学的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