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王之后，由于周桓王没有处理好与郑庄公的关系，周王室自顾不暇。前719年的卫国，发生了州吁弑杀卫桓公事件，这是《春秋》记载的第一个弑君案。自此至前681年三十多年间，鲁国、宋国的连环弑君事件，包括齐襄公暗杀鲁桓公（前694年），齐襄公被暗杀（前686年）。周平王东迁、郑庄公小霸到齐桓公继位前的春秋时代，弑君事件在中原诸侯国榜样的卫、齐、鲁、宋等国出现，而诸侯国或者装聋作哑，或者收了新国君的礼物持默认态度。

进入春秋时代的第一个100年，中原大地的诸侯国确实有点乱。弑君成了东周时代的新常态。

《春秋》从鲁隐公元年纪年，鲁隐公在位十一年，最后被谋杀，死得很冤枉，并不是鲁隐公做了错事，而是因为他太善良，善良到失去了应有的警惕。

鲁隐公十一年（前711年），鲁国掌管军队的公子翬对鲁隐公说：君上您执政鲁国，老百姓都很喜欢，君上应该做名正言顺的国君，不用把君位传给公子允。如果君上有意，我去杀了公子允。事成后，您让我做太宰。

鲁隐公说：先君惠公有遗命，我是因为弟弟允年纪小才代理摄政，等允长大就还政于他。现在允已经长大，我正在菟裘修建行宫，打算去养老，把君位让给允。

鲁隐公没有听公子翬的密谋，也没有斥责公子翬，反而是解释自己的想法，这段记录有点奇怪。

公子翚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翚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於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

公子翬见鲁隐公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害怕公子允知道自己提出要杀他，索性又跑到公子允那里说：你哥哥隐公恐怕不想把君位让给你，还想杀了你。公子允问怎么办？公子翬说：我为你杀了隐公，扶你上位。你继位后，要让我做太宰。公子允答应了。

鲁隐公早年曾被郑国俘虏过，关在郑国尹大夫的家里。隐公说服了尹大夫私自放了自己，还与自己一起叛逃到鲁国。当时尹大夫求了一个钟巫签，大吉，隐公就以钟巫为救命恩人，在曲阜郊外建了一座钟巫庙，每年都去祭祀，住在妫大夫的家里。

鲁隐公与齐襄公一样，出行都是轻车简行，防卫力量单薄。公子翬趁鲁隐公祭祀钟巫，住在妫大夫家里时，派杀手将鲁隐公杀死，然后嫁祸给妫大夫，将妫大夫一家处斩。

鲁隐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暗杀，公子允继位，是为鲁桓公。事后，继位的鲁桓公并没有以国君之礼安葬鲁隐公。

《左传》第一段话就是叙述鲁隐公的由来：惠工原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工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还特别说明生出桓公的宋武公女儿仲子，出生时手上就有文字：为鲁夫人。因此宋武公就将仲子作为正妻，孟子出嫁时的媵（陪嫁）嫁给了鲁惠公，生下了桓公（公子允），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仲子的地位等同于正妻（孟子无子），而惠公死的时候，是顾虑公子允年少，才让隐公（息姑）摄政鲁国，等公子允长大还位。

按照《左传》的记录，隐公是非常明确地暂时摄政，立隐公是为了“奉”桓公（公子允）。鲁桓公是鲁国三桓的祖先，三桓是孔子、左丘明时代鲁国的当政者。左丘明这段话，明显偏袒鲁桓公。

奇怪的是，隐公对于公子翬说杀公子允竟然没有斥责，也没有警惕公子翬的杀心。《左传》记录的好像是一次随意的谈话，然后公子翬紧张，去说服公子允先动手，而鲁隐公则没有感觉。

这不正常，鲁隐公对于一个执掌军队的贵族来劝他杀储君，却不当回事，隐公太大意？公子允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公子翬的暗杀计划。这些不合常情的记录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记录是经过篡改的。

真实的情况或许是：公子翬与公子允是同谋，公子翬来试探隐公，隐公不想退位或者不想太早退位，也知道公子翬是公子允的人，用以后要退位的说辞来搪塞公子翬。公子允正好利用公子翬的恐惧与野心，让公子翬派人去暗杀隐公，再嫁祸给妫大夫。

宋国当然乐于见到侄子继位，郑国不愿意得罪鲁国、宋国，默认了这个结局。老好人鲁隐公就这样流星一样不明不白地消失在历史里，从鲁国到诸侯国，所有人对于一桩明目张胆的弑君谋杀案都装聋作哑。

弑君变成了春秋的“新常态”。

鲁桓公元年（前711年），宋国的总理华父督（后来华元的曾祖父）在路上看到一位美女，《左传》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看着孔父妻子的马车驶过，眼睛跟着马车，直到马车远去，才回过神，说了一句：真是美丽而明艳照人啊！

这段话成为一场暗杀动乱的导火索。第二年（前710年），华父督为了得到孔父妻子，利用宋国人对于年年对外征战的厌恶之情（十年里打了十一仗，还都是败仗），鼓动国人说是掌管军队的孔父嘉要打仗，带着国人冲进孔家，杀了孔父嘉，把美而艳的孔夫人带回家（《左传》：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

宋殇公对华父督的做法很愤怒。但宋殇公没有采取行动，反而是华父督感到恐惧，索性把宋殇公也杀了。华父督从郑国迎回公子冯，是为宋庄公，华父督继续做宋国的国相。孔父嘉家族被灭时，有一个儿子逃往鲁国，这一支的后裔就是孔丘的父亲叔梁纥。

这样的宋国岂能太平？公元前682年（宋闵公10年），两年前宋国与鲁国打仗被俘后释放的勇士南宫长万与宋闵公争夺猎物，不久又在朝堂上被宋闵公羞辱，忍不住愤怒，竟然当场把宋闵公打死。

前来救援的宋国大夫不是南宫长万的对手，被杀死，华父督正好撞上南宫长万，也被杀死。弑君的南宫长万立公子游为君，萧邑大夫萧叔大心带领宋国皇室族人打败南宫长万，攻入都城，杀了公子游。宋都被攻陷时，南宫长万用一辆手推车，带上自己的母亲，一晚上跑到了陈国。可见孝子未必不是乱臣贼子。

萧叔大心等拥立公子御说为国君，即宋桓公。宋人到陈国要求“引渡”南宫长万，陈君惧怕南宫长万的勇武，用美女劝酒，把南宫长万灌醉，用犀牛皮包裹捆绑，送回宋国。南宫长万是著名的大力士，虽然被牛皮捆绑，但是到宋国时手脚都快挣脱了，宋人急忙把南宫长万乱刀剁成了肉酱。

宋国的连环杀到宋桓公才算告一段落。宋桓公儿子宋襄公与哥哥目夷，上演了一出兄弟互让君位的“仁义”之举。宋桓公与他的两个儿子，尤其是宋襄公为什么笃信仁义？在宋桓公之前三十多年的连环乱局里，或许可以看到兹父（宋襄公）的仁义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虚情假意，而是对家国的惨痛历史有深切的反思之意。

春秋第一个100年的混乱，原因是什么？礼崩乐坏不足以说明春秋开始的第一个100年，尤其是隐公元年（前722年）到前681年四十年的乱象。从齐、鲁、郑、卫、宋等国的历史看，可以归结为八个字：人欲放纵，有法无天。

春秋之前的历史文献，有关诸侯国的弑君记录较少，西周王室的嫡长子继承制下也没有发生弑君事件，说明西周的基本礼制是被遵守的。进入春秋时代，诸侯国开始享受到周王室的权力，郑、齐、卫、鲁、宋无不显示出人欲放纵的乱象。有权就容易任性。

周礼作为春秋时代的法，形式上是被尊重的，可是掌管法的天（周王室）却乱了，出现了有法无天的“权威真空期”，不仅国君恣意妄为，诸侯国的贵族也敢随意弑君。

需要注意的是，周礼并没有被公然否定或践踏，但是没有了执法者，法就只能靠自然惯性维持——这种自然惯性也不代表当时之人对法（周礼）敬畏，或许只是一种思想懒惰。

西周由周文王、周公旦创立的“礼制”制度，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包含婚丧嫁娶、家族传承、衣食住行、家国亲贵、农工教育的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周礼的创制是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人类管理家国天下的一次伟大尝试。孔子的理想就是恢复周礼，经由儒家传承，对周礼理想家国模型的推崇影响深远，不能简单的否定。

站在这个角度看春秋第二个100年，即前685年（齐桓公元年）至前581年（晋景公卒），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轮流盟霸，都打出尊王攘夷（楚国也借攻击陆浑之戎宣示归入周王室正统）的旗号，这个阶段诸侯间战争的规模扩大，说明几个大国的国力（人口、武器、用具、钱粮）在增强。

小国林立，“鸡头”（诸侯国君）众多显然不是好事，只会让小国国君和其家族的内乱引发家国扰乱，社会财富破坏倒退的概率更大。诸侯国林立，到处都是把自己当“天子”的国君（有权就任性），这样的天下没法不乱。不是分裂或是统一哪个能带来和平与自由，而是在专制的皇帝制度下，无论是分裂还是大一统都是祸害。在“举天下奉一人”的皇帝（或独裁）体制下，大一统是一个大祸害，分裂是多个小祸害，如此而已。

中国缺的不是有能力的皇帝，而是自由的人民。在春秋时代的制度基因与思想基因里，缺的就是自由的思想。《老子》的无为与小国寡民、《庄子》的无用自然（隐士）是一种倒退的思想，没有解决“社会性自由”这个根本问题。

自由得不到保障，权力也就得不到约束，任性的权力必然陷入无尽的恐惧。在这种权力体制下，不恐惧（失去警惕性）的权力必然被篡夺，恐惧是专制权力的标配。老实人遭殃，是专制权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