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陋规的变迁中悟出管理之道，是解开现实纠结的一把钥匙。

陋规的兴衰演变，能够使我们从中看到不少东西，也能够为当代管理提供某种历史警示。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清朝雍正试图改变陋规的这场改革中总结出以下值得管理者深思的启示：

第一，人类行为会自然形成某种惯例，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这种惯例。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所形成的惯例可能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差别，但肯定会有某种惯例出现。这种惯例，管理者如果对其视而不见，就无法取得管理活动的有效性，甚至有可能寸步难行。管理者的权威，不仅来自于法律制度，而且来自于对惯例的掌握程度和尊重程度。例如，《红楼梦》里的探春管家，一上任就碰上了给赵姨娘兄弟发放“抚恤费”的难题，幸亏熟知其中窍道的王熙凤派平儿来告知她以往惯例，才化解了这个难题。在现实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管理者，一旦碰上某件拿不准的事务，他不仅要查考制度是怎么规定的，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以往实际是怎么操作的。单一迷信纸上的制度，往往会碰钉子甚至触霉头。正因为如此，在学术界，有相当多的名家，对惯例问题进行过透彻的研究并提出了深刻的理论见解，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理论就是一例。不管你对哈耶克的政治立场及其学术观点是否赞同，他所说的“自发秩序”及其重要性是无法否认的。

第二，自发秩序的形成，来自于社会文化，由此而形成了管理与文化关系之结（complex）。那些试图按自然科学的方式和法则研究管理的学者，那些幻想把管理学构建成与物理学类似学科的努力，恐怕没有能够成功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管理活动中渗透了文化因素的影响，无法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背景，文化差异会导致明显的管理差异。所以。中国的物理学同美国的物理学几乎没有区别，但中国的管理同美国的管理则会大不一样。在中国，这个管理与文化之结，是由伦理人情关系形成的一种互相缠绕、环环相扣的“中国结”。这一点，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紧密相关。关于伦理人情关系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已经有不少学者有着深刻的论述（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伦理本位”等等）。要在中国取得管理上的成功，仅仅掌握“流程重组”、“战略模型”甚至“六西格马”、“平衡计分卡”等先进技术，恐怕尚属枝节，而只有掌握社会关系、人情冷暖，可能才是根本。

第三，惯例习俗一旦同正式制度冲突，会抵消甚至瓦解正式制度。从陋规的形成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正式制度违反了文化背景的价值准则，陋规会在不知不觉中冲减正式制度的效力，甚至可能会使正式制度形同虚设，走向反面。本来，在汉唐时期，官场送礼是被看作行贿的，而且也有相应的治罪办法。但是，明代的低俸制，尽管有朱元璋的严刑酷法甚至法外用刑来推行，却受到官场不显山不露水的“软抵抗”，这种抵抗，虽然无声无形，是潜移默化式的，但没有多久，原来的低俸制就彻底失效，不但低俸徒有虚名，而且官吏的俸外收入变本加厉。这就告诉管理者，在制度设计中，如果不考虑惯例习俗的对抗，多半会适得其反。现实中有许多“看起来很美”的管理制度，却有相当数量最后会走上这条制度异化的不归路，其原因就在于不能包纳吸收“自发秩序”。

第四，试图把陋规予以正式制度化的改革，只会“层层加码”。因为陋规所反映出的习惯性行为规则是不可能用正式制度替代的。如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来分析，陋规所承载的权威是传统权威（某些方面也包含了部分克里斯玛权威），但绝不承载法理权威。正规制度所承载的，则肯定属于法理权威。雍正把陋规改为养廉银，表面上看，既没有增加火耗数额，又没有减少官吏收入，仅仅是把“渠道”方向改变了，号称“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多偏少之弊，无苛索横征之扰，实通权达变之善策”（《清朝文献通考·职官十四》）。但事实却远不是雍正帝想象得那样简单。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整体系统环境下产生作用的。雍正时期的整体官场环境，必须依赖由陋规结成的运作网络。耗羡归公后，致使这一制度体系失去了运作依托，所以，只会产生出新的陋规来弥补这种制度网络的缺陷。最后的结果，是原有的陋规变成了正式制度，很快就会有新的陋规来填空。对制度成本的承担者来说，要想维持改革前的制度效果，肯定会不断增加制度成本。在清代的耗羡归公中，这种增加的成本就是“费改税”后又产生新“费”，即使把这种新“费”再改为“税”，还会产生“费外费”。当年的耗羡归公是这样，现今的管理制度何尝不是这样？例如，中国民间在缔结婚姻时，对送彩礼等民间惯例的看重程度，往往超过了到民政部门登记的法定规范。民政当局曾经多次花费极大气力取消民间婚姻的彩礼习俗，但取消之后不久就会又悄悄滋生出来。即使在企业管理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凡是管理活动中的制度“叠床架屋”现象，多半是这一原因造成的。

第五，正式制度的人情化，不失为改革和发展的一条出路。在一定意义上，当今十分强调管理中要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以往制度建设和改革中某种偏失的校正。不可否认，我们曾经把“科学”和“理性”弃若敝屐，到改革开放阶段，矫枉过正，十分重视管理中的“科学”和“理性”，但是，在我们看到科学和理性的巨大进步力量时，往往忽视了这种进步有可能削弱甚至破坏传统社会的无形网络，会对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带来某种看不见的阻隔。西方的梅奥在霍桑实验时就指出，现代社会在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技能反而不如农业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就是生活富足的同时心理焦虑也在增加，甚至抑郁症和精神疾病呈现上升趋势，这就是社会进步给我们带来的附加礼物之一。管理中，回归人本位置，把“利润”、“效益”等等追求所淹没了的人类自身价值重新寻找回来，这是当代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尤其在中国，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尽可能保持社会的伦理和情感纽带，更是经济发展中保持社会心理稳定的重要问题。

历史不会重复，所以，许多人对历史知识有多大用处感到疑惑。但是，历史却会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掌握历史知识，能够使我们在前人曾经摔跤的地方不会再度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