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逻辑研究》还是在《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意向分析的框架都是一致的，这个框架被Sokolowski称为“质料一形式图式”(Schema of matter-form)。在《逻辑研究》中，是质料意向给予感觉与料(sense data／sensation)以形式、意义。此即所谓的“诠释”(interpretation／Deutung)、“统觉”(apperception)、统握(apprehension／Auffassung)。在《观念》中，是noesis给予质素(hyle／hyletic data)以意义。这种结构的分析无论多么细致入微，都还仍停留在“形式的分析”层面上。尽管胡塞尔对区域本体论(regional ontology)、质料本体论(material ontology)亦有所开展，但“意义”的终极来源一直未有清楚的交待。noesis只不过将现成的意义给予接受意义的相关者，在此意义上，意向性主体并未创造意义，更未创造对象，而是让意义及对象出场。对此，Sokolowski曾有精辟的评断：主体只是意义与对象开显的“条件” (condition)而非“原因”(cause)，“没有主体，实在世界就不能获得其意义；但主体性并不是世界意义之充足原因。如同芬克(Fink)所主张的，它既不‘形成’亦不‘创造’意义及世界所拥有的客体，而是使该意义得以出现而‘给’世界以其意义”。62

　　与此相关的是，尽管胡塞尔在《逻辑研究》及《观念》(第一卷)中一直坚持感觉与料(质素)在意向性中的地位，但却一直未澄清质素在意义构成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在《观念》第八十六节他甚至提出过“纯粹质素学”的设想，而且强调“它具有一门自足学科的特性”，因而有其“本质的价值”。在蜻蜒点水式地提及此后，他马上笔锋一转：素质问题远在“noesis的和功能的现象学”之下，问题便如此而轻易给荡开了。于是，质素是否只是单向地接受noesis的“激活”，它对noesis的授义有无制约作用，以及质料一形式图式本身何以可能，这一系列的问题在《逻辑研究》及《观念》中便始终晦莫如深。

　　所有这一切使得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带有浓厚的静态的结构分析之特点。这种静态结构分析是与该时期胡塞尔的整个理论框架相关的。第一，时间性(Temporality)主题尚未在框架中展开，《观念》第一卷的第八十一至八十二节只“稍稍触及到”时间意识问题，但对“时间意识之谜”并未做专题的对待。第二，一切意向行为都出自“自我极”(Ego-pole)，是由自我辐射而出的，而此自我极作为“纯粹自我”只不过空洞的同一性之极，因此，自我本身的“生成”主题亦尚未展开。第三，此时期的意向性行为分析主要偏重于类型学的行为，如同维特根斯坦试图通过语言游戏的描述以揭示不同话语领域中的内在逻辑一样，胡塞尔此时的意向分析的旨趣在于厘清不同类型对象得以构成的不同的类型体验及其结构。尽管在《观念》的一些章节中(如四十四节、八十一节、八十二节)，他曾触及到每一个意向行为都是在一相关的“视界”(horizon)中展开的，但“视界”本身尚未成为专题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而在《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现象学的心理学》、《危机》以及死后出版的《经验与判断》中，时间性三维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当然更早的应推1905年间的《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纯粹自我也被“单子自我”所取代，意向行为的分析落实到了“视界”层面，任何意向行为都发生在“意向生活”(intentional life)、“生活世界”(life-world)中。63于是，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遂由静态的结构分析转向动态的生成分析。

　　在“生成现象学”(genetic phenomenology)中，对象、自我、意义都是在时间性中构成的。对象不再只是简单“为我的”(for me)存在而是“出自于我的”(from me)存在；自我不再只是主观过程的同一之极，而且也是诸习性的基质(substiate of habituality)，它本身也是在时间性中构成的，自我“在一‘历史’统一体中自为地构成自身”；64而意义自身也拥有“历史性”(historicity)，意义在时间性中构成着“意义的历史”，造成着“意义的积淀”。总之，整个意向生活成了时间之流中的生活，成了意识的“赫拉克利特之流”。生成分析成了时间性的分析，此即胡塞尔所谓“现象学的考古学”。

　　现象学的考古学是意义的考古学，这在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一文中有清楚的厘定。几何学起源的研究不是语言学——历史学(philogical-historical)的考查，它并不关心谁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几何学的命题、定理诸如此类的问题，而是“回溯”几何学得以产生的“最源始的意义”。毕竟回溯式研究的出发点即现成的几何学是人类的一个“传统”，“我们人类的实存是在无数的传统中展开的。整个文化世界在其所有形式下都通过传统而实存。这些形式并不只是在因果关联之中产生的；我们也早已知道传统恰恰是传统，是在我们人类的空间中通过人类的活动即在精神之中产生的……”65传统乃意义积淀所成，在传统中，每一意义都奠基于另一种意义上。都有其“历史的视界”。现象学的生成分析即是要追根溯源，让意义之源头大白于世。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剥脱”(dismantling)与‘拆卸”(unbuilding)，将重重缠绕在源始意义身上的“观念之衣” (garb of ideas)、逻辑框架尽行剥脱、拆卸。这种功夫与《观念》中的现象学的悬搁方法尚有一定区别，悬搁是将自然的态度及其相关的世界一揽子放置括弧中，可谓毕其功于一役，而剥脱与拆卸乃是一种“解构”(destruction)，它犹如剥洋葱，层层递进，步步深入。这也是胡塞尔在《危机》第四十三节对其《观念》“笛卡尔式进路”的悬搁进行自我批判的原因。

　　在《笛卡尔沉思》中，生成分析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主动的生成”(active genesis)，另一种是“被动的生成”(passive genesis)。

　　主动生成指范畴的、述谓的生成，如计数活动中的“数”、述谓活动中的“谓词”、推断活动中的“推论”、普遍性意识活动中的“共相”等等都是主动生成的“产品”(products)。“在主动生成中，自我作为生产性构成(productively constitution)而起作用”。主动生成是理性活动的区域，它遵循理性的“动机原则”。

　　被动生成指前述谓(pre-predicative)的构成，如现成的自然界中的对象就是在被动体验的综合中源始地给出的。被动生成遵循的是“联想原则”。

　　主动生成以被动生成为前提，“无论如何，任何由主动性所建构的东西都必然预设了最低层面的被动性预先给出了某物”。66

　　在《经验与判断》中，前述谓的被动生成之领域得到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在进入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注意(这也是胡塞尔本人反复强调的)，第一，接受性体验与述谓活动的区分以及接受性先于述谓活动性并不意味着，接受性是独立自足的东西——就好像在真正认知的兴趣产生前，我们总是首先碰到这一接受性体验链，相反，从一开始，两者就在一具体的意识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与此相应地，第二，接受性与生产性、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区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存在一个绝对不动的领域，而生产性、主动性构成的东西有时(而且常常是)会转化成被动的(此所谓次发的被动性，意义积淀即属此种类型)。

　　接受性活动的领域是前述谓的体验，这一领域是授义操作未进行之前的、前对象、前构成的领域。但它绝不是“纯粹的混沌”“单纯的与料”，而是一“前予场”(field of pregivenness)，是一有明确结构的“统一体”。在指出这一领域中的“联想结构”(这是在《笛卡尔沉思》中得到描述过的)后，胡塞尔着手区分出接受活动的两个要素：(1)“先于我思的倾向”；(2)我思之“转向”。

　　先于我思的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自我的“强迫”(obtrusion)，二是自我侧让步的倾向。“前予场”中的诸对象67竞相奔涌，向自我施以“感触倾向”(affective tendency)、“刺激”自我，以从无名中突显出来，赢得自我的青睐。对象对自我的“强迫状态”(obtrusiveness)与自我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如果自我对此刺激让步，一个新因素就进来了。由意向对象在其指向自我中所施展的刺激会或轻或重地强迫性地吸引后者，最终自我会向之让步”，于是该因素就从自我的“背景”中挺身而出进入“前景”，“自我指向了对象”。68

　　由此可见，对象对自我的施迫(obtrusion)(此有程度上的差异，或轻或重)与自我让步的倾向(此亦有程度上的差异：或被完全吸引，或稍有关注，或不经心之一瞥，或视而不见等等)均是先于主动的“我思”而发生的。我思恰恰是在两者交织的背景下才有所指向的。这种先于我思的倾向被胡塞尔称为“自我的接受性”(receptivity of the ego)。但胡塞尔又指出“接受性”与主动性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术语，“接受性必须被视为最低层面上的主动性”。69因为承受对象施迫的我本身乃是一动觉的我(Kinaesthesis)：我走近或走远，在左或在右，转动眼睛，活动头部……这些运动都属于知觉的本质，是一个“主动的主观过程”，因此，“我与对象的关系一方面是接受性的，另一方面又是明确地生产性的”。70

　　当对象的强迫使得我思妥协，对象便进入我思注意的范围，成为知觉的兴趣对象，知觉行为也是一多层面构成的行为，胡塞尔在其中区分出以下三个层面：

　　（一）期思性直观（ontemplative intuition）

　　这是先于所有解释、指向整体对象的直观，这一单纯的把握与期思是对象化活动的最低层面，是未受阻的知觉兴趣的最低层面。这个层面也不是单个与料的领域，而是一“内时间的整体”。例如，我们听到一个连续的声音，声音的每个现在点(now-point)都被不断过去的视界与即将来临的视界缠绕着，当下的现象乃处在持久的源始流中，它从每个现在流入更新的现在，与此相应，过去与将来的视界也随之变化。声音作为绵延体而被动地先予着。对声音的把握即是指向此绵延体，而不是每个现在声音相位。要把握这样一个现在，这样一个绵延中的相位，使它成为一个“自为的对象”，那是“另一种类的特殊的把握行为的功能”。71

　　（二）对对象的真正的“解释性期思” （explicative contemplation）

　　任何单纯的把握与期思都有其视界，“对象一开始就以某种熟悉性呈现着；它被把握为在某一方式已熟知的某种类型中的对象，即便是在一种模糊的通性上”。72例如，我看到一棵长着如此这般叶子与枝条的植物，尽管我以前以未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是一棵树，在知觉它的过程中，树的视界从一开始便与统握这个我以前未见过的对象一起给了出来。种种相应预存就缠绕在当下的统握中：这个对象的侧面会如何，根部会如何，我走近看会如何，我爬上去会如何，等等。又如我看到一个如此陌生之物，其形状似植物，但它像动物又会行动(假设有这样一种东西)，我很难将之归于已知的类(植物类或动物类)，但这个物再怪，毕竟也是一“物”，只不过是一“怪物”而已。因此，它作为“物”这一熟知的类型之特性便会以预存的方式引导着我的预存：它占有一定的空间，它有正面与背面等等。就此而言，“任何未熟悉性同时总是一熟悉性的样式”。73“对象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熟悉性的特点；它早已被把握为多少被模糊确定了的因而在某种方式下已知了的某类中的对象。”74进一步的预存方向上的审视会使这些“非明确的明确性”得以“实现”“充实”。“源始的直观性的解释”即发生于“熟悉性的视界”中，真可谓世界底下无新鲜物，因为再新鲜之物亦不过是一“物”，因而亦是在“物”这一类型中给出，都是在“世界”(“视界之视界”)中给出之物。期思性直观就是如此由知觉兴趣的方向深入至对象之“内视界”。75

　　（三）“关系性期思”（ relational contemplation）

这是“知觉运作的附加层面”。当知觉兴趣不满足于对象内视界的解释性探索，而是让共呈于“外视界”中的诸对象成为专题，并思索知觉对象与此诸对象之关系时，便进入了这个所谓的知觉动作的附加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对象一开始就被置于与共予对象的关系中。共呈的对象场，一直处于“意识的背景”中，其“影响的力量”因强度不够而尚未进入自我中。在这些多样化的对象前予领域中，关系性期思不是将持存的知觉兴趣在对象间“平均分配”。例如，我扫视一下桌面，上面的墨水瓶、书、笔架、烟斗等等诸对象无差别地纷纷滑入我的视界中，我思尚未主动地将之聚拢于一体，它们只不过在知觉持存中、在外视界中给了出来。而关系性期思与此种情形尚有区别。关系性期思乃是将这些对象中的一个把握为“主题”(如笔架)，我们视线由此“主题”漫游开来，其他对象在此漫游的视线中展开了它们与笔架的关系：铅笔在笔架的这一侧，书在笔架的那一侧等等(注意这些“把握”尚未形成述谓形态)，当视线由笔架主题漫游到其他对象时，笔架这一主题仍处于持留的把握中，这个把握的“主要的专题”(the principal theme)和与之相关的“专题”(如铅笔)便会产生一种“综合性的重叠”。也就是说，主要的专题的把握与专题的把握并不是一种线性的相继，而是一种双层的射线” (adouble ray)。

前所予领域的生成分析，使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深入到了先验的界限，在这里，身体、世界、意识交织在了一起。很多现象学家如比梅尔(W·Biemel)、华尔(J·Wahl)在这领域中发现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实在论倾向。后者甚至怀疑这是其助手兰德格瑞伯(Landgrebe)诠释的结果。76胡塞尔意向分析由分析表达式、范畴、对象的构成开始，终结于前述谓的被动生成之域，这是一个逐步回溯、还原的过程，这也是一个解构的过程，认知的建构被层层剥脱，最终让意义的源头大白于世，而这个意义源头既不在于纯粹的主体意识、更不在于纯粹的外界事物，而是一个意识、身体(动觉)与匿名之域(世界)相互融贯而敞开的“域”中。很显然，这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描述的存在的澄明之境、真理已十分接近。华尔认为， 《经验与判断》一书要比任何其他一部胡塞尔著作更容易通向海德格尔的哲学。77让我们现在就转向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