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到北宋，统治者都崇奉和扶持道教，道教进入兴盛和大发展时期。道教的社会地位高，道士人数大增，宫观遍布全国，而且日益壮观；在思想方面，道教学者辈出，道书汇编成藏，道教理论空前繁荣；在教派方面，南北道教融会，形成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格局。

唐朝武德九年（626），高祖李渊颁布《先老后释诏》，“令先老，孔次，末后释宗”270，明确规定道教在儒、释、道三教中享有最高政治地位。贞观十一年（637），太宗李世民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271，进一步巩固了道教的最高政治地位。唐高宗李治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祠庙予以祠祀；尊《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并作为“贡举人”的考试内容；《佛祖统纪》卷三九记载，仪凤三年（678），令道士隶属宗正寺，列于诸王之次，道士被视为皇族。唐玄宗更是大力提高道教的地位，神化老子。他一再给老子加封，下令诸州遍建玄元皇帝庙，大量制作玄元皇帝神像，不断编造玄元皇帝“降灵”的神话；提高道士的地位，除了道士、女冠隶属宗正寺外，还规定道士、女冠犯法，必须按“道格”处分，州县官吏不得擅行决罚；下令天下诸州都要遵守道教节日制度；设立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指《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四部道家书籍）开科取士，并设置玄学博士。天宝元年（742），规定将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四人所著书改称真经；规定《道德经》为群经之首。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亲自为《道德经》作注，两年后又修《义疏》。天宝十四年（755），将《御注老子》及《义疏》颁示天下。此外，还整理编辑道教典籍，倡导道教斋醮和乐曲等。唐玄宗以后的唐宋统治者，也继续扶持道教。

唐朝初年，涌现出孙思邈、成玄英、司马承祯等著名道教学者，他们吸收儒、释的一些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大大推进了道教的理论建设。孙思邈著《千金要方》等书，总结唐以前的医药学成果，兼及养生方法，对道教医药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成玄英为老庄作注疏，“不舍仙家之术，更参释氏之文”，结合老庄，吸收佛教中观学说，将《老子》“玄之又玄”一句解释为“重玄”：“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人，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以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其弟子李荣解释说：“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无，有无既遣，玄亦自丧，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极，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无端，虚通不碍。”272可见，重玄的意思是：既不滞于有，也不滞于无，也不滞于玄，甚而既不滞于滞，也不滞于不滞，大力发挥从东晋开始就出现的“重玄之道”思想。其思路是：一方面有无双遣；另一方面从“一玄”（遣有无）开始，上达“又玄”（遣玄），再升华为“三翻”（遣遣）。表明在玄学支持下，重玄学的抽象思维已经达到不输于佛学的水平。

茅山宗的司马承祯则以《老子》、《庄子》等道教经典为依据，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和佛教止观、禅定思想，提出“安心坐忘”的修炼方法，要求守敬去欲，坐忘收心，并经历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五个“渐门”，以求神与道合，达到长生成仙目的。这些思想，对道教的修道思想、修道方法都有发展，为道教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唐朝晚期的杜光庭，在道教史上也很有影响。他著述宏富，收入《道藏》的著作就达20多种。这些著作，将前此对老子的神化系统化，总结《道德经》的研究成果，论证和宣传道教基本信仰，整理和修订道教斋醮科仪，统一编撰各种道书中所谓神仙居住地等。

北宋时期，高道辈出，吕洞宾、陈抟、陈景元、张伯端等可为代表。陈抟和张伯端在三教合一与内丹修炼思想方面有新的论述，陈景元解《老》则是重玄学的继续，这些道教思想对宋学，对理学都有重要影响。

南宋时期，道教内部宗派分起。符箓派门派众多，符法五花八门，以龙虎天师（正一）、茅山上清、阁皂灵宝三派为主，其他还有从天师道演化而来的神霄派、天心正法派（东南、西蜀为中心），由上清派演化而来的清微派（湖北武当山、福建建宁为中心），从灵宝派分化出来的东华派（温州为中心）、净明派（南昌为中心）等，此外还有所谓金丹南宗的紫阳派。同时在北方金朝统治区，先后有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诸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