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也影响到学术风气，造成了南北学风上的显著差异。

“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乃是《隋书·儒林传》对南北学风差异的典型概括。其中所说的“约简”“深芜”，并非专指文字方面的繁简，因为就传世的江南儒生所撰写的有关著作来看，卷帙也相当繁重。因此，“约简”和“深芜”另有含义。“约简”指的是南方学风重视“义解”，也就是注重理论性的阐释；“深芜”指的是北方学风注重名物训诂，也就是注重名词解释和语音训诂。南学和北学的这个差异，也就是魏晋新学风和汉代传统学术风气的区别所在。

所谓的魏晋新学风，实际上就是玄学思潮。玄学之所以“新”，主要就是因为它排除了汉代儒学传统治学方法上的烦琐章句和学术思想中的谶纬迷信。作为一种新学风，玄学兴起于三国曹魏正始年间（240—248），故而又有“正始之音”之称，由于是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因此起初玄学影响的范围还比较小，基本局限于京师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同一时期的河北（即黄河以北）和江南（即长江以南）地区，仍然遵循汉代经学的治学传统，学风偏于保守。

玄学思潮影响的扩散，是从西晋统一开始的。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江南地区，西晋灭吴，促成一批江南知识分子来到洛阳。他们就是最先接触玄学的江南人士，不过由于为时尚浅，玄学思潮从总体上来说，对江南学风并未造成太大影响。江南真正接受玄学新思想，并日益受其影响，需要等到“永嘉之乱”、士族大规模南渡以后。

以玄学的方法解释儒家经典，始于何晏、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郡即今河南焦作人，曹魏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和创始人之一），王弼的《周易注》乃是玄学的经典著作之一，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玄学化经注。始于王弼、何晏的这种新学风，随着“永嘉之乱”、大批名士的南渡，被带到了江南，并逐渐被江南士大夫所接受，原本保守的江南学门，也开始热衷于玄理的探讨。

玄学重视“义解”，讲究思辨，江南的学者也就用“义解”的方法来注释儒家经典，用富有思辨性的解释，取代汉儒注重名物训诂的学术传统，从而形成玄学化的经注。再到后来，随着佛教在江南的广泛流行，佛学逐渐变成玄学清谈的主要内容之后，佛教教义也被引入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中，从而形成了儒、释、玄兼涉的学术风气。在这种学术风气之下，南朝的儒生，多数不仅精通儒家经典，也擅长道家的“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到后来还能够清谈佛家教义。而且在实际上，南朝的儒学家都以玄学为主，而兼涉儒经，甚至旁及佛经，与北方儒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讲到南方新学风，还必须注意东晋南朝佛教的影响。这是因为，经过东晋南朝一二百年的历程，佛教思想在学术界逐渐取代玄学而居于主导地位，这是玄学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变化。本来，玄学只是指何晏、王弼创始的新道家思想，但是到了南朝，由于佛教思想已经取代玄学的主导地位，因此这时候的玄学往往兼指佛学。

所谓“礼玄双修”，不仅仅是兼通儒学、玄学的意思，而是指儒、释、道兼通了，当时不仅名士多数信奉佛法，也有许多“高僧”兼讲儒经。但是，无论儒学还是佛学，都体现出浓厚的“玄学”清谈的特色。在清谈玄言的影响之下，南方的佛教也与北方佛教有较大差异。汤用彤先生多次指出，南北朝佛教的差异是“南方偏尚玄学义理”“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也就是说，南方佛教注重学理上的探讨，而北方佛教注重宗教上的皈依。

北朝学风，从地域上讲，主要就是指河北、关中地区，尤其是河北地区的学风。在魏晋玄学兴起的时候，河北与河南虽然一河之隔，但并没有受到影响。及“永嘉之乱”，玄风南渡，河北的学门如崔、卢等家，依然保持汉代以来的传统学风，恪守集汉代今古文学大成的郑玄之学。郑玄之学的特点，一是重视章句训诂，二是杂以谶纬迷信。

所谓“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是指汉代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在解说儒学经典时，严格拘泥于汉儒章句的遗风，而不敢有任何的变通，或提出异议。与南朝相比，北方儒生可谓泥古不化。颜之推在所著《颜氏家训》中，曾嘲笑过北方儒生，说他们是“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颜之推还说，这些“博士”除了死守前人的注解外，对于文史常识竟然一无所知，甚至连《汉书》也没有读过。

当然，不是所有的北朝儒生都像颜之推所说的那样鄙陋，但是，“《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一经求终始”、除了经纬义疏之外，一无所知的“俗儒”，却是实有其人的。例如，北齐时最著名的大儒熊安生（？—578，字植之，长乐阜城即今河北阜城人），史书上说他“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这位大儒在经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自是没有疑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在经学之外，竟然是一无所知！《北史》卷82《儒林传·熊安生传》曾记述这样一个故事：

熊安生在山东讲学的时候，追随者倾城倾国。一次，有个人骗他说：“某个村庄旁边有个古墓，是晋朝河南将军熊光的墓，距离现在已经有七十二世了。过去曾有个墓碑，被村里人埋到了地下。”于是，熊安生就掘地三尺，找寻这块墓碑，挖了好几年，也没有找到。于是，熊安生就到官府报案。冀州长史做出判决：“七十二世，应该是伏羲时代的人了；河南将军，晋朝并没有这个名号。所诉讼的事件毫无道理。”于是，熊安生率领族人面对古墓哭泣。

这样的“博士”只能是俗儒！要知道，熊安生是北齐一流的经学大师，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历史常识！颜之推所嘲笑的博士，就是指熊安生一类的儒生。

总之，北方儒学虽然不能像颜之推所嘲笑的北齐博士哪样鄙陋，但其学风保守，遵循汉代以来的章句义疏的传统治学道路，乃是普遍的现象；南朝经学则因为受到魏晋新学风（亦即玄学风气）的影响，而注重义理的探讨，从而呈现出不同于汉代传统学风的面貌。这就是南北学风最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