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国安民角度论述法术治国的必要性，在韩非子原书多篇文章中以不同提法多次谈及。

1.​ 奉法强则国强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举楚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厘王故事）。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出自《有度》）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译：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的行为，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而国家就能治理的很好；能除掉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就会强队强大而敌人弱小。（出自《有度》）

韩非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并举例楚庄王、齐桓公、燕襄王、魏安釐王奉法有为，各自成就一时强盛，他们死后，江山百姓依旧，继承者们释法不用，国家就逐步衰亡了。其中缘由，韩非子认为法度能够确保去私就公，确保君臣不被群臣欺瞒诈伪。当法度缺失时，群臣欺上瞒下，放弃国家利益，追求私人利益，则国家衰败必矣！

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因素很多，如国策方针、税收劳役、人才任用、风俗教化、用兵征伐、赈灾抚民、日常治理等等；韩非子拎出其中最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群臣行私而背公！真可谓烛幽之见！虽千年而不变也！韩非没世后二千年，各王朝由前期之盛大，到后期之衰，无不伴随着官僚豪强徇私枉法、膏吸天下，进而民怨沸腾、人心尽失、国家动员能力殆尽，进而或为民众所覆、或为权臣所篡、或为外寇所灭。因此，治国者，治吏也，吏不治则民不安，民不安则国不固。由此我们还可以推导出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法的核心属性就是“为公”的，其对立面就是“为私”的。

相对于国家，企业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组织体，决定企业兴衰因素同国家不尽相同，但基本道理还是相类的。如果不能实现以公为主旨的协作协同，部门行部门的私，个人行个人的私，公司利益便会被背离、侵蚀，直到企业灯枯油尽。我提出“协同”二字为企业强弱最关键的因素，其实内在精神上同韩非“去私就公”主张是一致的，企业里面的人背公行私，必影响协同、影响企业价值创造。这个观点是“见林”的观点，人们可能更习惯于“见木”，谈企业治理、谈股权激励、谈绩效考核、谈领导力、谈执行力、谈战略选择，但请相信，“木不离林，林亦不离木”。企业规模小了，不易见（并非没有）此“林”，企业规模大了，则会看得清清楚楚！

特别要说明的是，“协同”相对于“去私就公”，不但包括了背公行私的情况，还包括了都出于公心，因立场、观念不同，也不能实现协同的情况。

防范和解决群臣背公行私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儒家的思路是通过正名、教化、礼仪，韩非则认为只有法度才是有效的，并对儒家的思路持批判态度。

2.​ 明法者强

臣故曰：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人主又以过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国。臣故曰：是原古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匮而民望；财匮而民望，则民不尽力矣。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出自《饰邪》）

韩非子指出，懂得用法术来治理国家，即使国家小也能富足；赏罚谨慎而诚信，即使民众少，国家也可以强盛。相反，如果赏罚没有准则，即使国家广大，但军队弱小，那么土地也会不是自己的，民众也会不属于自己。土地和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无地无民，即使尧舜也能称王，夏商周也不能强大。那些不重国法、赏罚不明，只是空谈先王明君功绩的大臣，只能误国。为什么呢？君主错误地给予奖赏，臣下就会抱有侥幸心理，臣下无功受禄，功劳就不再尊贵。无功者受赏，国家财力就会匮乏，民众就会抱怨，他们就不会为君主尽力了。

所以，奖赏错误就会失去民众，滥用刑罚民众就不会再害怕，赏不能起到激励作用，罚不能起到禁止作用，即使一个大国，也会面临危亡。

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满，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出自《饰邪》）

韩非子举了三个例子，魏、赵、燕三个国家开始实行法治时，信赏必罚，成为强国，但后来他们有始无终，法治废弛时，国家很快就削弱了。

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候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故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出自《饰邪》）

所以说：明法者强，慢法者弱。这个道理如此清楚，而君主们却不去做，他的国家灭亡了不是很应该吗？俗话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舍去常法而从个人私意，臣下就会用智巧来粉饰自己，这样法禁就废了。这样随心所欲的做法就流行起来，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治国之道，摒弃违反法治的行为，那么就不会被智巧迷惑，就不会被虚假的名誉欺骗。以前舜帝让官吏决堤疏导洪水，在命令下达之前就做立下功的被舜杀掉；禹在会稽山上接受诸侯朝见，防风氏迟到大禹就杀了他。这两件事说明古代最重视的是遵照法令办事。法就像镜子，镜子保持澄亮而不受到干扰，美丑就自行显现；法就像衡器，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受到干扰，轻重就得以衡量。相反，如果摇动镜子和衡器，那么它们就照不出、衡不准了。这些说的就是要遵守法制。

简言之，韩非子认为法是一个相对的客观中介，以其客观性反照、衡量事情，能最大程度保持结果的确定性。若以纯主观的私意为中介去反照、衡量事情，就会有很多投机的缝隙，人们都会钻营缝隙的可利用性，同时导向标准也变得不可捉摸，如此则事情的结果会变得非常不确定，组织（国家）整体利益也就无所依凭了。

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出自《外储说右下》）

国家的安定和强大来自依法办事，国家的衰弱和动乱来自不按法办事。

3.​ 赏罚不行则乱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注：言因民性而用法。（出自《心度》）

韩非子的论述从人性人情开始，民之性恶劳乐佚，没有约束就会乱。所谓约束，就是刑赏，民之性好利禄而恶刑罚，尊重这个人情，就一定要用赏罚这两个权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