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西方认识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理想的认识论的学说。在这里，“理想”一词意指高于现实的和终极指向的东西。故所谓理想的认识论，是指一种与常识的认识理论相区别的非常识的认识理论，一种以追求绝对的逼真、严格的科学为宗旨的理论。正如常识满足于对常规思维的习以为常一样，理想的认识则始于对常规思维的理性超越和存疑待审。就此而言，理想的认识论不失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真正认识论：它要求我们破除之于常规思维的积习和迷信，揭示“认识之为认识”的绝对无可置疑的坚实依据，从而最终建立一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严格的规范性和完善的体系性的极其理想的科学理论。

　　这种理想的认识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始开端倪。柏拉图不仅把哲学定义为“爱知”，由此而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唯知识论的致思取向，而且还从中为我们区分出知识与意见，也即理念与现象这两种认识对象。如果说现象作为凡人的肉眼的“看”的对象是一种相对的、易变的和不真实的表象的话，那么理念作为哲学家的精神的“看”的对象1，则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和真实的表象，因此，在他看来，知识的理论其实就是“表象的理论”。而在诸表象中，唯有理念这类表象才是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它作为一种极其精确的“特许表象”，是一切认识现象的基础并代表了人类认识追求的终极理想。

　　柏拉图的工作毋宁说为我们预示了整个西方哲学发展方向。一部西方的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这一理想的认识论的脚注和补充。自近代以来，柏拉图的唯知主义逐渐朗现为西方哲学中异军突起的认识论转向，而从中又出现了大陆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的双雄对立。但是，这种认识上的互争雄长并没有掩盖其实质上对柏拉图所开创的理想主义的认识论的共同的皈依。从柏拉图的绝对的认知理念出发，如果说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认识路线由外及内地把人类的认识最终还原为一种精确的“内视表象”的话，那么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路线则由内及外地把人类认识最终还原为一种精确的“外视表象”。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这种“内视表象”还是这种“外视表象”，作为一种绝对理念的变种都不失为一种新型的特许表象的理论。这一事实表明，近代哲学家的种种努力依然没有走出柏拉图的理想主义的认识论的阴影，他们不过是用一种新的绝对表象的膜拜取代了柏拉图的旧的绝对表象的图腾。

　　耐人寻思的是，这种对柏拉图理想主义的认识论的承继并没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止步而是日趋登峰造极，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以反传统主义者自诩并纷纷宣称自己是柏拉图的不肖子孙。而这种承继实际上是在现象学与分析哲学这两大哲学派别之间展开的。如果说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可看作是笛卡尔的“内视表象”学说的继续，并最终走向了一种以“先验自我”为基础、以人本主义为旗号的所谓的“严格的科学”的话，那么以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则可看作是洛克的“外视表象”学说的继续，并最终走向了以“原子事实”为基础、以科学主义为旗号的所谓的“理想的语言”的学说。人们看到，西方传统的理想主义的认识论毋宁说已经在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在西方现代分析哲学中发展出了最极端的形式和找到了其最终的归宿。维特根斯坦不仅为我们推出了一种“名称与对象相应，命题与原子事实相应，语言系统与整个世界相应”的极其严格的“图像说”，而且还不无踌躇满志地宣布“问题基本上已最后解决了”，以至于高枕无忧地一度完全中止了自己的哲学探索。

　　因此，从柏拉图到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告诉人们，一部西方的认识论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各种方式不断地揭示一种精确的特许表象的历史，也即罗蒂所说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历史。这种所谓的“基础主义”断言人类的知识具有某种坚实而不可易移的基础，该基础是本源性的和非推论的，其既为整个科学世界赖以存在的先决前提，又为该世界得以构成的最基本的要素。故基础主义最终必然通向还原主义和分析主义。不仅英美科学主义哲学以“语言分析”为其归宿，而且大陆人本主义哲学最后亦不能离开所谓“现象的还原”的方法之助。林语堂讲，“西方人生而有刀在他们脑里”。他们像一位冷面的解剖大师，手挥锋利的奥卡姆之刀把世界解析为始基、原子、单子等等这些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单元，并以此为原材料使一幢幢美轮美奂的科学大厦得以构建。

　　然而，随着现代解释学这一现象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如日中天的崛起，这种极其理想的认识论已开始楚歌声起而危机四伏。而这种危机首当其冲地出现在追求极其精确的理想表象这一先入为主的设定上。在现代解释学看来，就其实质而言，真理的发现毋宁说是一种参与式的“理解”而非一种镜像式的“说明”，而理解之为理解又最终取决于解读者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前理解”的“视域”。因此，正如在物理学中不相对一定的参照系就不能谈论物体的运动位置或速度一样，脱离了这种一定的视域也无法解读文本自身的内容。这样，人类的认识活动最终表明，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生成中的“处境真理”，那种为传统西方认识论所构想的一成不变的超然的理想表象不过是一种可望不可企及的科学神话，不过是一种一开始就会把人类认识完全埋葬的巨大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论的“解释学转向”不仅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掀起波澜，亦在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哲学中引起共鸣。后期维特根斯坦称理解一个语句就是理解一种语言，奎因说脱离了一定的语言手册语词的意义就不具有可译性，库恩则断言科学真理最终由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所规定。因此，如果说现代解释学是通过“视域”概念的推出以强调任何认识都不能脱离人的特定的认识条件的话，那么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家则是以“语言背景”、“翻译手册”以及“科学范式”等等名义对这一境遇主义、历史主义的认识论观点给予了进一步的说明。殊途而同归，无论科学主义哲学家与解释学哲学家的表述如何不同，他们都坚持认识为一定认知条件所左右的非确定性，都无情地宣判了追求精确表象、追求“所予神话”这一认识的理想主义的死刑。

　　这毋宁说预示了告别理想的认识论的一种新的日常认识论理论的诞生。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想走，因此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去吧”。这里所谓的“粗糙的地面”即日常生活的地面。日常生活的地面不仅是我们生于斯、行动于斯、死于斯的生活场所，亦应该是我们认识于斯的思想渊源。而一旦我们使人的认识从理想的天穹回归到这片日常生活的现实的土地，我们就会发现从中孕育出一种崭新的认识理论。而较之传统的认识理论，它具有如下别具一格的特性。

　　其一，如果说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把认识视为是一种表象形式的话，那么这种新的日常的认识论则把认识视为是一种生活形式。在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里，认识活动被看作为认知主体之于认知对象的映现活动，而真理即为那种在该活动中所呈现的严格符合的精确表象。与之不同，日常的认识论则从这种表象主义转向行为主义，认识的实质不是认知主体之于认知对象的一种反映论的表象，而是和人类其他行为方式一样，是生命为解决其种种生存问题而应对其生存环境的一种有效的行为工具，即生命实现自身的一种生活形式。故伽达默尔宣称真理即为“效果历史”的真理，奎因坚持意义体现在“刺激—反应”这一效用模式之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有别于语言指示论的“语言工具论”，而奥斯汀则断言说话就是做事，任何“以言表义活动”都是“以言行事活动”。

　　其二，如果说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坚持一种绝对的真理观的话，那么这种新的日常的认识论则坚持一种相对的真理观。显而易见，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把真理视为精确表象的主张即一种坚持真理的绝对性的主张。然而，对于日常的认识论来说，既然认识是一种应付环境的行为工具，那么正如任何工具都囿于某种特殊的用途而人类从来就不可能拥有一种“万能的工具”一样，人类也从来不可能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换言之，真理并非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此，人们看到，随着认识论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一种对真理的“辉格式”解释日趋占据现代西方认识论的主导地位。从解释学的“哪里有解释学哪里就有歪曲”的断语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工具用途多样性的鼓吹，从奎因“译不准”原理的推出到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这一对独断论科学观的无情摧毁，都为我们宣布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的兴起和一种绝对主义真理观的式微。

　　其三，如果说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体现了一种分析主义的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新的日常的认识论则体现了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如前所述，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许表象的理论必然与基础主义为伍，而基础主义则最终是以还原主义和分析主义为方法前提。与此相反，日常的认识论坚持“有着牢固基础的信念，它的基础却是没有基础的信念”(维特根斯坦语)，它由认知的“表象”转向生态的“环境”，由原子式的“基础”转向网络式的“背景”，并从中为我们开显出一生命全息的生物控制论系统，从而不是原子主义、分析主义而是融贯主义、整体主义成为其鲜明的方法论特征。在现代解释学里，这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体现在其所谓的“视域交融”这一事件之中，在奎因的学说里，这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体现在其所谓的“知识场”这一科学集合体之中，而在维特根斯坦的学说里，这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则是通过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家族相似”的学说加以揭示和说明的。在他看来，正如一个家族作为生命系统不可抽象出一个本质基础那样，一个语词作为意义黑箱同样也具有不可还原的、不可分析的内容。

　　其四，如果说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以主客符合为认识判准的话，那么这种新的日常的认识论则以主体间协同为认识判准。众所周知，传统的理想的认识论的精确表象的主张是完全建立在一种符合论的设定之上的，真理被看作是认知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忠实镜像。而在日常的认识论里，由于认识从知识基础转向知识背景，同时由于这种知识背景不过是由人类社会一定的社会心理、理解水平、语言制度和文化习俗等等所建构和形成，故认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语言”、一种“社会契约”的产品，它最终不是以主客的符合而是以主体间的约定、协同这一业已弱化的规定为其公度性和取舍标准的。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伽达默尔提出“理解就是对话”，哈贝马斯宣称“知识理论必然同时也是社会理论”，维特根斯坦断言“人们不可能‘私自’遵守语言游戏的规则”，而罗蒂则带有总结性地写到，渴望客观性不过是渴望得到充分的主体间的协洽一致，即渴望扩大“我们”的视野，而真知和意见的取舍最终取决于“易于取得我们的一致性与难于取得我们的一致性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