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管理学为例，当今管理学研究提供的著作和论文，很难满足实业界提高自身素养的需要，因此，实践者宁愿读史，乃至读子书小品，而不大愿意读纯粹的管理学论文著作。当今的企业家为何不读管理学论著而读历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管理学论著自身招致的。

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支配下，大量管理学论著采用数据化、模型化方法建构理论，试图以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式提高论文的科学性。然而，这种量化游戏，用于研究自然科学成效显著，用于研究社会科学则存在局限。因为社会问题极难取得类似实验室的可控条件，更难取得完全客观的可重复性，所以，管理学的实证著作对现实的指导作用相当可疑。

企业家放弃对这种论著的阅读而转身从史书中寻求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历史方法对实验方法的反弹。德鲁克等人能够受到企业界的欢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论著采用的非实证主义（即历史方法）更切合认识社会的追求（德鲁克自己强调，对管理帮助最大的课程是诗歌赏析和小说写作686，马奇用《堂吉诃德》等文学名著作为领导力课程教材687，都与此有关）。

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上，也可看出这一问题。经济学中的人是抽象化平均化的，所以，可以更接近自然科学一些。而管理学面对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所以，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无法操作。正因为有这种差别，所以，经济学教材往往以其科学性来标榜，管理学教材则强调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人文学科，从可实验、可重复、可证伪到只有经验、无法重复、难以证伪，需看作一个过渡谱系，把握管理学在这个谱系中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以医疗使用药物为例，物理学和化学是要给出药品的成分结构，必须做到可重复可检验；药理学相当于经济学，要给出药物的作用机制，确定是否有效以及效力大小；但管理学相当于对症下药的临床治疗，即便是特效药，在不同人身上效用不一样。所以，历史类著作成为管理者的首选读物，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正如美国通用汽车总裁斯隆所写的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能够成为“最好的管理教科书”那样，这一回忆录（本质是史书）不但得到比尔·盖茨的“最好商业著作”赞许，而且得到学界名人德鲁克的推荐，《财富》杂志曾经把它列为“CEO必读书”，在一定程度上，该书是从历史中寻求管理智慧的一个写照688。治国理政比企业管理更为复杂，所以更应警惕实证的局限。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历史同现实有着不可分的联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死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689历史作为传统的载体，与现代密切相关。这种相关，就像自然科学中的遗传现象作用下的进化那样，形成一种血脉传承。今人的文化，来自历史的积淀；今人的行为，由于文化的影响，在有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都渗透着文化因素。尤其是无意识层面，更需要通过学术研究揭示其逻辑内涵，掌握现实的限定条件。作为普通读者，也需要从历史认知中对人类行为之谜求解。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探究，史学对现代治国理政的启迪是通过何种路径展开的。

从文化角度掌握历史对现实的启迪路径，可以从两个维度考察：一是从事件到趋势，二是从经验到智慧。前文所说的四个层次，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这两个维度。

所谓从事件到趋势，本质上是历史经验累积过程。单一事件的经验，只能提炼出具体技巧和能力，许许多多事件的经验累积，才可把握历史趋势。从逻辑上讲，只有穷尽了所有经验，才能发现规律。但是，只要有归纳之外的“黑天鹅”存在，规律就是可证伪的。所以，在社会领域，以趋势命名相关发现，要比以规律命名更为确切。读史的过程，既是不断增加“白天鹅”样本的过程，又是不断发现“黑天鹅”个体的过程。前述汲取历史智慧的四个层次，正是从单一经验到复合经验、从具体事件到整体趋势的不断升级过程，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在知识含量上是不断扩充的。这种知识增量的存在，会使人的认知由单一经验到重复经验，由感知经验到经验理性，由经验理性到循证理性不断提升690。

所谓从经验到智慧，本质是人类自身对知识的领悟过程。面对陌生的历史知识，人们的起步阶段是接受，往往简单与现实对接（这种对接有可能是比附甚至影射）。随着知识的增量，信息的多元、史料的冲突、记载的详略、相关的异说会不断积聚，进而促使读者思考和辨析，而思考过程中又要不断假设出当时的历史情境，这种对情境的假设和验证促使人们主动扩展认知，发现历史记载中的更多矛盾，以合乎情理的推论给出自己的判断，逐渐提高自己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把被动接受知识转换为主动创造知识。由创造知识推动知识领域的扩展，又能使人感受到更多的未知范畴。前述四个层次，同样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新、从记忆到对照、从模仿到领悟的不断升级过程，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在主体悟性上是不断增强的。这种知识变量的存在，会使人的认知由表象到本质，由简单到复杂，由推理到洞察不断提升。

在获取历史启迪的过程中，需要警惕的是停留在低层次而不自觉。有两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人们停留在低层次：一是过多强调更新而忽视积淀，二是过多强调接受而忽视对话。

知识增量是通过积淀实现的，只看到更新而看不到积淀，有可能导致低水平重复。当今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叫做“知识更新”，强调知识的推陈出新和换代。如果从现象角度看，知识更新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说法有可能带来忽视积累的偏差。实际上，大量的知识是通过不断累积产生作用的，真正“以新换旧”的知识只有很小比例。一般来说，只有技术类知识才存在更新，技术之外的知识全靠累积。即便是技术类知识发生了更新，掌握相关技术的技能知识依然处于累积状态（技术和技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像计算机的DOS命令在技术上被淘汰后，从当初的DOS命令中得到的技能依然存在一样）。在治国理政领域，人们往往过于强调某一理论的创新，但却忽视这种创新的背后必须有大量积淀，导致许多所谓创新不过是低层次的重复。西人所说的“重复发明轮子”就是对这种状态的描述。

值得警惕的是，“推陈出新”有可能产生更具破坏性的后果。知识增量的积淀，本质上属于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沉没成本（Sunk Cost）。相关研究早已证明，沉没成本对于保持行为的稳定性具有极大意义691。由于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行动自由，就有可能有意无意地排斥历史造成的条件限定。例如，把过去的历史说成“一张白纸”，试图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撇开其豪情壮志不论，究其本质，则是要扩展当下行为的任意度692。当人们把历史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也就是想任性而为的时候。这种任性，比低水平重复的破坏性更大693。即便不是出于有意识的任性，仅仅是对前人视而不见的否定，也有可能造成无意识的任性。凡是那种认为历史不值一提，传统皆是毒素，或者“今天的中学生也比孔子强”的观点，都反应出潜意识层次的任性成分。否定历史，进而把自己摆在“创世”的位置上，自以为可以天马行空，最终都会遇到历史的绊马索。在学术领域，倡言“科学开始的地方就是哲学终结的地方”，在社会领域，以政权的更迭作为了“时间开始”的标志，都反映出某种否定历史的任性。对于历史，应当牢记：只有在前人基础上的超越，没有抛弃了前人的跳过。

强调接受而忽视对话，则会走向另一极端，认为前圣前贤智力远超今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匍匐于圣贤面前，只可聆听，不可辩驳。当今推崇传统的人们中间，有相当一批人或多或少具有这种心态。古人为了表达对圣贤的尊重，也要通过阐释前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所谓“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作在述中。托古改制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策略。但今人由于各种原因，有不少研究者会沉迷于传统的辉煌之中而迷失了自己，也有不少实践者会拘于传统的耀眼而看不见自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前人的经典经过历史淘汰，流传下来的确实具有较高水准，后人为之折服，由折服而推崇，由推崇而不辨，由不辨而盲从。其次，白话文和文字改革的影响，造成了今人对历史文献的隔膜，使对传统的认识长期停留在“蒙学”状态，很难由“蒙学”进入“书院”694，无法从接受提升到对话，从诵读升华到讨论。正如西人学汉语，哪怕已经十分老练，也难免产生低级误解695。当今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在引用古文时频频出现句读错误的“研究专著”，其文献水准可想而知。阅读古文的基础是句读（由于汉语本身没有标点，所以，句读是能否读懂古文的前提。当然，在读懂的基础上不同句读会造成歧义异说，这同不会句读有着明显的高下之别），连句子都断不开，更何谈尊重前人（尤其是清代朴学）的考据训诂。一旦在语言上力不从心，那就很难产生高层次阅读。再次，今天与古代相比，情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人出于对历史情境的隔膜，形成对古人的敬仰。或者干脆把情境“打通”，以古为今，以今为古，把古代特定条件下的经验，当作跨越时代的真理，神化圣贤的言说，以孔孟乃至更远的尧舜传说为当今社会开药方。这些现象的负面效应，就是不能平视古人，以仰望的姿态助长对古人的迷信。如果说，推陈出新隐含了对古人的睥睨，那么，神化古人衍生了对古人的屈膝（叩拜礼的复兴，就是这种屈膝现象的一种现实表现）。匍匐在前人脚下，自然会失去对话的功能。而没有对话，就无法形成属于自己的见识。

敬畏与跪拜不能画等号。敬畏是承认理性有限，跪拜是放弃理性思考。值得警惕的是，由跪拜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接受，极有可能把传统学说变成谶纬。谶纬在中国由来已久，在汉代就已经大行其道。所谓谶，是解谜式比附的预言；所谓纬，是对经的横向展开解释和附会。谶纬盛行的结果，是对先圣先贤的神化，把“微言大义”变成“望文生义”，使学问巫术化，把推崇传统文化变成神道设教。

要使历史研究达到对治国理政的现代启迪，就要走出上面两种歧途。走出第一种歧途，注重积累，警惕任性，可以养成谦卑；走出第二种歧途，注重对话，警惕神化，可以养成豁达；而综合提升，两种正途并行。则可以实现兼容。有歧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歧途。对于学习者来说，在歧途上绕一点路并非大事，关键是要能绕出来。防止迷路的方法不是不走路，而是多走路。历史学习和研究本身，是激励人们不断提升的。读得越多，才能知道自己的未知越多；思辨的层位越高，才能体会到自己的错谬越多。凡是停顿在较低层次者，实际上恰恰未得史学真谛。

读史可以训练出人们这三种习性：谦卑、豁达、兼容。

所谓谦卑，不是盲目称道古人的高明，而是明白自己的不足；所谓豁达，不是不计较是非的忍让，而是高屋建瓴的鸟瞰；所谓兼容，不是杂烩各种不同观点，而是弄清不同观点的缘由。

所谓历史的启迪，不是简单的比附和看透了的冷笑，也不是虔诚的皈依和解签式的答案，而是人性的舒展和智力的升华。当历史作为人类的经验积累通过阅读转化为读者的自身经验时，当读史中的思考使读者不知不觉中思维更为缜密时，其作用会在无用之用中展现出来。史料内化为人的史识，史识洇渗到人的态度，态度濡染到人的行为。有些读史的三脚猫还没有真正读进去就号称“看透”，有些读史沉迷者推崇“难得糊涂”，实际上，“看透”和“糊涂”是有不同境界的。明白了史学的本质，此时的“看透”就是真正的通彻，此时的“糊涂”就是真正的智慧。而没有读史的积淀和领悟，“看透”不过是一种狂妄，“糊涂”不过是一种装佯。传统史学对治国理政的启迪，就表现在如何“看透”、能否“糊涂”上。孔子曾赞扬卫国大夫宁武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智和愚，都是历史启迪的表现方式，都属于真正的治国理政之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