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事物本身”，首先意味着现象学坚持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态度。该态度要求我们在面对世界时，应使自己的目光关注于可以直接把握到的、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形而下的经验物，而非任何非直接把握的、非直接感觉到的形而上的超验的设定，因为按现象学的理解，直觉的原则乃为现象学认识论的最高原则。因此，现象学的精神也即存在主义的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要看不要想”的精神。它立足于亲切体己、此时此地的人的生活之直感存在，而旨在破除长期垄断着人们头脑的对于种种先入为主的抽象而又华贵的理念偶像的迷信。而恰恰是这种“违经叛圣”的气质和品性，使现象学赢得了具有叛逆思想的众多现代思想家的仰慕和尊重，使现象学运动成为对西方致思传统的激进的彻悟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发现了现象学与庄子学说之间的精神共鸣。在《则阳》篇中庄子提出：“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这即该篇接下去所谓的“与物同理”、“与物终始”之旨，也即《齐物论》篇所申明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旨。因此，庄子和现象学一样，要求人们把自己的语言和思虑限定在可直觉的经验事物的范围之内，而对一切超越该范围的高深莫测的种种玄理，诸如道的终极、起始(即其“所废”，“所起”)问题存而不论、议之所止。而庄子之所以坚持这种为认识画地为牢的“保守主义”，恰恰是因为其认为后者为人们的意识所不可企及。故其宣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庄子·齐物论》)对于庄子来说，真正的知识是以能否直观、能否经验为其最后的起止。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庄子在《则阳》篇中对“少知”所提出的“万物之所生恶起”这一问题了无兴趣，而认为宇宙的有目的论(“或使”之说)与无目的论(“莫为”之说)都蔽于一曲而黯于大理；说明了为什么庄子在《知北游》篇中宣称道“无所不在”地体现在蝼蚁、梯稗乃至屎溺里，道不仅“无乎逃物”而且“每下愈况”，愈从形而下的事物切入人们才愈能逼近道的真谛。

　　因此，庄子种种所谓的“道不可见”、“道不可言”的议论，并非像国内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表明了一种赤裸裸的真理的不可知论和先验论观点，而恰恰相反，如同胡塞尔的“直觉的原则是一切原则的原则”、维特根斯坦的“凡是能够说的就说得清楚，凡是不能够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所说的那样，作为旨在破除种种先入为主的形而上学偶像迷信的努力，其恰恰是一种彻底的可知论、彻底的经验论的真理观的体现。它与提出“见小曰明”、“不出户，知天下”、“执大象，天下往”的老子学说，与提出“下学而上达”、“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日用即道”的儒家学说一起，共同构筑成一道抵御文化上的形而上学和超验主义泛滥的坚实的理论防线。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庄子学说中的这种对直接经验事物的诉诸，与其说是像胡塞尔的现象学那样代表了一种对所谓的“严格的科学”的膜拜顶礼，不如说是像存在主义的现象学那样代表了一种对业已无人称的社会的激愤抗议。它抗议连年的诸侯纷争所造成的百姓生灵涂炭、其生命朝不保夕，它更抗议那种虚伪的文明所导致的种种堂而皇之的抽象理念对人的话语宰治、人与自己生动“此在”的日益远离。这即庄子对当时礼仪社会“残生伤性”、“以身为殉”现象的揭露：“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姆》)因此，庄子“毁仁弃义”、“绝圣弃知”这一危言耸听的叛逆的呼声，并非导向一种政治上的复古主义的主张，而实际上像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学说一样，体现了文化早熟的中华民族对异化的自觉反抗和回归“生活世界”的一种人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