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整体氛围变得利于双方和解。在安德鲁斯先生和我动身前往比勒陀利亚之际，本杰明·罗伯森爵士175受哈丁勋爵委派搭乘专船即将抵达南非。但因为我们必须得在史沫兹将军指定的日期赶到比勒陀利亚，所以没法恭候他的大驾。不过也没必要等他来，因为最终的结果只会和我们自己投入的力量旗鼓相当。

虽然是安德鲁斯先生和我二人同往比勒陀利亚，但只有我一人前去和史沫兹将军会晤。将军正为铁路罢工忙得不可开交。罢工性质严重到联邦政府不得不宣布戒严。欧洲工人不仅要求提高薪酬，还想掌控政府。我与将军的第一次谈话时间很短，但看得出此刻的他再也不像我们上次进军时那么盛气凌人。那时将军连话都不愿和我说。尽管当时非暴力抵抗运动对政府造成的威胁不亚于今日，但他拒绝与我们谈判。可眼下他却愿意和我商议。（P.494）

印侨一早就要求调查委员会增加一名代表印度人利益的委员。可在这点上史沫兹将军就是不松口。“这事做不得，”他说，“因为这会降低政府的威信，会让我无法进行预期的改革。您得理解，埃森兰先生是政府的人，所以他会支持政府改革的想法，而不是对着干。怀里上校在纳塔尔有头有脸，可能算得上是名反印侨人士。但如果就连他都同意取缔3英镑人头税，接下来的工作政府就很好展开。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时间宝贵，所以希望解决印侨问题。我们已经决定答应你们的请求，但需要委员会给出建议方可落实。你们的立场我也很清楚。您已郑重声明只要委员会没有印度代表，就不会提供证据。如果你们不提供证据，我倒是不会介意，但如果有人愿意提供，还望您不要积极组织宣传进行阻挠。也希望你们能在此期间暂停非暴力抵抗活动。我相信这么做你们是在帮自己忙，也能让我喘口气。既然你们不会提供证据，（P.495）就无法证实印度罢工者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说法。不过这点还请您自行斟酌吧。”

史沫兹将军的建议就这些。总的来说我听了觉得还挺中肯。我们确曾多次提出罢工者受到士兵和监狱看守虐待的投诉，却苦于因对调查委员会的抵制无法证实这些指控。在这个问题上侨民们意见分歧。有的侨民认为，我们必须证实己方对士兵提出的指控，所以建议，如果不能把证据交给调查委员会，就应通过公开手头的确凿证据状告政府诽谤。但我不赞同这些朋友的看法。因为调查委员会不太可能向政府提出不利于我们的决定。诽谤诉讼官司只会让侨团麻烦不断，唯一的成果只是证明我们指控士兵施虐行为并非空穴来风。身为一名律师，我深知诽谤官司中很难证明真话假话。不过我给出的最有分量的说法是，非暴力抵抗者为的就是忍受痛苦。甚至在非暴力抵抗运动开始之前，非暴力抵抗者已经清楚会吃苦，甚至会献身，也都愿意欣然承受。（P.496）非暴力抵抗者没有复仇之心。面对刀山火海，他都要保持平和，以此证明可憎的恶法应被取缔或修正。只要他把持得住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无需在意。再说了，比起抵抗，非暴力抵抗者的沉默会让他在和解时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靠着这些道理我说服了那些意见相左的朋友，大家一致决定放弃证实非暴力抵抗者受到虐待的指控。（P.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