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梅兰芳》不算上乘,然而其中的一个角色却发人深省,这就是京剧演员十三燕。当今做企业的人,真应该以他为楷模。他有一句反复出现的台词:“输不丢人,怕才丢人。”值得我们的企业家把这句话嚼碎吞进肚里,装在心里。
电影中,初出茅庐的梅兰芳与极为器重他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十三燕发生了争执。梅兰芳主张改革旧戏,变化动作,调整唱腔。然而,十三燕主张严守传统,一招一式都不能变,否则就是不讲诚信。于是,两人进行了一场擂台赛。
看到这里,不仅使人想起当年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与管理学者德鲁克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初出茅庐、只有30多岁的德鲁克,面对一手缔造了通用汽车帝国、已经70岁的斯隆,在关于公司经营问题的见解上发生了分歧。德鲁克通过在通用公司的管理调研,写出了著名的《公司的概念》一书。然而,包括斯隆在内的绝大多数通用公司的高管却认为,这本书是对通用公司肆无忌惮的攻击。因此,这本市面上的畅销书,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却没有一本。斯隆认为,通用汽车在20年代取得了成功,而且这种成功持续了20多年,尤其是经受住大萧条的考验,所以,经营政策需要保持稳定性。而德鲁克认为,任何政策有了20年的成功历史,必然会同现实拉开距离,所以,有必要调整和制定新的经营政策。显然,电影中梅兰芳同十三燕的争论,简直就是德鲁克同斯隆的争论在舞台上的再现。附带说一句,德鲁克同斯隆虽然在观点上互不相让,却在私交上非常要好,正如电影中的梅兰芳和十三燕尽管打擂台却情同父子如出一辙。
不论是电影中梅兰芳同十三燕的争执,还是现实中德鲁克同斯隆的争执,概括起来,其实质是创新与守成的争执。在这种争执中,我们常见的说法,是要鼓励创新,大胆创新,而且要“不惜以部下犯错误为代价来发挥部下的创造性”(法约尔语)。这些说法固然没错,而且不乏警世名言。然而,另一种说法值得企业家予以同等重视,就是“创业难守成更难”、“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只要是创新,就有可能失败。假如有一百个创意,能够实现十个就很不错了;实现了的十个创意里面,能够有两个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就已经是很大成绩了。所以,创新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试错的过程,是对现实的质疑、反问并试图改变现实的试探。而守成必须严防失败,坚信已经取得的成功是一条正确之路,时刻不敢懈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点也不能出格。创新和守成,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需要百折不挠的毅力和耐力。创新需要的是对失败的承受能力,守成需要的是对成功的坚守能力。创新犹如进攻,这边没有突破口可以试试那边,“东方不亮西方亮”;守成犹如防御,必须坚如磐石,一旦失守就丧失了阵地。二者一是“试探新的”,一是“坚持对的”。在这里,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对于守成来说,如果没有对自己政策的执著和坚守,那么,这些政策就难以见效;而对创新来说,没有对已经成功的政策进行质疑和反思,也就没有真正的变革。所以,电影中的梅兰芳坚持创新和改革值得肯定,十三燕坚守传统同样值得赞扬。现实中没有斯隆的坚守,通用的汽车事业就有可能出现波折,而没有德鲁克的探索,企业的发展就缺乏新的方向。
从一定意义上说,守成是“输不起”的。然而十三燕告诉人们:“输不丢人,怕才丢人。”任何一个企业,一帆风顺的情况极为少见。有了对手竞争怎么办?赔光了破产了怎么办?电影中十三燕的行为准则可以作为参照。
首先,珍惜自己的荣誉。电影中的十三燕,原型人物实际上是谭鑫培。这位京剧界的名角,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电影中多次出现“黄马褂”的细节,是十三燕当初事业成就的象征。在清王朝,“御赐黄马褂”代表着当时的最高荣誉,这是十三燕为宫廷演出大获成功的见证,所以,对于十三燕来说,黄马褂意味着他事业的巅峰,已经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份荣耀。在企业经营中,业绩来之不易,企业创造出的名望和品牌更是弥足珍贵。任何一个企业领导人,不重视自己公司的荣誉,就不是合格的经理。只有像十三燕珍惜黄马褂那样珍惜企业的声望和品牌,才有可能成为卓越的企业。1985年可口可乐公司新配方的惨败,吃亏就吃在忽视品牌的荣誉上。他们有大量的调查数据,有科学得不能再科学的精细研究(调查时间2年,费用400万美元,20万次口感测验),把新配方的什么都算计到了,就是没有算计出顾客对老品牌的忠诚。结果,公司满怀信心推出的新配方得不到市场认可,被那些珍惜老品牌的顾客狠狠上了一课。可口可乐的这次惨败,败就败在公司决策层对老品牌创造出来的荣誉缺乏那种渗入血脉的敬意。
其次,堂堂正正做人。“要做事,先做人”是几乎说腻了的古训,然而,当人们在追求事业的光环时,往往又把事摆在人的前面。十三燕的特点,是时时都要仰起高昂的头颅。他一出场,就是一通“显摆”,似乎是个冥顽不化的古董。而随着剧情的发展,人们看到的是他对“戏子”社会地位的争取,是对“下九流”说法的抗争。为了保持京剧的纯高,他不能让梅兰芳“弄脏了戏服”。如果没有这样的演员坚持,就没有京剧的成就。正如一位对京剧研究颇深的先生所言:如果《长坂坡》里没有了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了诸葛亮,不敢想象京剧是什么样子。没有伟大的人物,就没有伟大的企业。人在事先,事在人后,这个次序一定要摆正。科学管理时期,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名叫查理·贝多(Charles Bedaux)。他在管理技术上的成就比科学管理之父泰罗还多,研发出了比泰罗体系更合理更精致的工时研究体系,采用贝多体系的知名公司达上千个,使他跻身于富豪之列。著名的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同辛普森夫人结婚,婚礼就是在贝多的法国别墅举办的。然而,这位贝多只认钱不做人,给二战期间的维希政府当顾问,为纳粹服务,在同胞的鲜血上赚钱,最后被盟军抓获定为叛国罪。贝多畏罪自杀了,他所成就的是金钱,而不是伟大。现实中这类贝多式的企业不少,它们有雄厚的实力,但却没有高尚的灵魂。
再次,竞争要守规矩。不能使用厚黑术。“愿赌服输”是经理必备的性格。十三燕同梅兰芳的对台戏一旦开锣,就必须按演出规矩来。输了就是输了,十三燕容不得半点违规。在许多商家眼里,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只要能获胜,什么手段都能用。而十三燕不是这样的人,正是这种对规矩的恪守,成就了他的人格。当十三燕明明已经落败,做庄开赌的幕后策划者要求十三燕停止演出时,十三燕断然拒绝。按说,中断演出并不违规,但是,十三燕出于对名誉的维护就是不答应。当这位赌棍流氓施展无赖手段,捣乱剧场,观众纷纷离席时,十三燕坚持唱到最后。当他面对空旷无人、一片狼藉的“座儿”,一丝不苟地演完《定军山》中的黄忠时,一种悲壮也随之油然而生。赢要赢得正当,输也要输得光彩。这不仅是舞台规矩,而且也是经营规矩,更是社会规矩。人人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然而当整个社会都在崇尚“三十六计”,嘲笑宋襄公,甚至把宋襄公对敌方的遵守规矩奚落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时,不可能孕育出伟大的企业。有意思的是,德鲁克在通用调研时,斯隆虽然不同意德鲁克的观点,却给予德鲁克工作以最大的支持。如果换作另外的企业家,明知你的调研是同自己唱对台戏,稍微做点手脚就会使你无法工作。德鲁克对斯隆给予了最高的尊重,却依然不放过他对斯隆经营方针的批评。如果换作另外的学者,把批评变为赞扬也有可能。然而,斯隆坚守了企业家的规矩,德鲁克坚守了学者的规矩。正是这种坚守,成就了他们的事业。
最后,输了要能东山再起。电影中的十三燕自己未能东山再起,但他更值得尊重,因为他把事业的发展希望寄托在获胜的对手身上。他临终对梅兰芳的交代,无异于要求梅兰芳继承自己的事业。电影长度的局限,使剧本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写出一个人挫折失败又东山再起的曲折过程,现实中的企业家,则要具备拳击手那种被击倒后能爬起来再战的素质。没有不受挫折的企业家,一受到打击就灰心丧气,就不能也不配经营企业。当然,十三燕的原型谭鑫培并未因为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擂台赛而一蹶不振,但电影揭示的道理却真实感人。只有不服输,才能真正成为商场上的英雄。
平心而论,电影《梅兰芳》存在着许多不足,无论是演员的表演(尤其是黎明的表演)还是剧本的描写,都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关于孟小东和邱如白的剧情,更是惨不忍睹。包括值得称道的十三燕,表演也有些许做作的成分。作为电影,追求票房搞点噱头无可厚非,而现实中的企业家必须清楚,守成不是装腔作势,创新也不是摆花架子搞噱头。我们需要从电影中得到的是智慧和思考,而不是浅薄的笑声。陈凯歌予以特写的那个纸枷锁,不过是说明他也是带着枷锁跳舞。真正的企业家和管理学者,应该比陈凯歌更高明,能够解脱心头的纸枷锁。德鲁克和斯隆,就是解脱了纸枷锁的现实典范。
电影佳句赏析:
输不丢人,怕才丢人。(爷爷十三燕传给梅兰芳的话)
谁毁了梅兰芳的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邱如白先生对孟小冬的恳求)
德国占领了英国,英国还不唱莎士比亚了?(中日战争,梅兰芳先生暂时告别舞台,邱如白先生对梅兰芳先生劝告。)
只有心里最干净的人才能把情欲表达的如此完美。(邱如白先生对梅兰芳先生的第一印象)
真正的好戏是人打破规矩。(梅兰芳改戏)
只管一万,不管万一,才能不败(邱如白先生对怕败的梅兰芳先生的鼓励)
我的爷爷十三燕,让我给唱戏的争一点地位。(梅兰芳先生对中国戏剧的贡献)
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座儿(观众)的。(电影主题:梅兰芳先生属于观众)
你的时代到了(邱如白先生对梅兰芳先生的鼓励)
无论战争谁胜谁负,梅兰芳是不朽的。(日本军官戏迷对梅兰芳先生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