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能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迅猛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政治方面，因为它得到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佛教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势力的宗教信仰，乃是政治推动的结果。

我们就先来看江南政权，也就是东晋南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江南开始接触佛教，始于魏、蜀、吴三国分立时期。三国纷争，并未影响到佛教的传播，北方的战乱促成了一批佛教徒的南下，从而将佛教从北方带到江南。三国时期，佛教传播的重镇，北方是洛阳（即今河南洛阳），南方是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前者是曹魏的首都，后者则是孙吴的都城。至于蜀汉的京师成都（即今四川成都），则因为四川为道教的发源地（特别是“五斗米道”的大本营）等原因，因此佛教一时还难以产生较大影响。

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魏明帝曹叡统治时期，曾大规模修建“浮图”。所谓“浮图”，乃是梵文的译音，又译作“佛屠”“佛陀”“浮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塔”。中国本来没有“塔”这种建筑，“塔”正是随着佛教东来而传入中土。

孙吴开国君主孙权曾支持佛教活动。为躲避战乱，当时北方颇负盛名的和尚支谦（生卒年不详细，本月氏人，又名支越，字恭明）辗转逃到了江南，到达孙吴首都建业以后，因聪明超众，时人称之为“智囊”，从而得到孙权的赏识。孙权特别封支谦为博士，让他和韦昭（204—273，字弘嗣，吴郡云阳即今江苏丹阳人，孙吴四朝重臣、历史学家，《三国志》避司马昭讳，改称其名为韦曜）等一起，到东宫辅佐太子。

后来，另一位名僧康僧会（？—280，西域康居人，274年来到孙吴）又来到建业。康僧会以法术折服了孙权，孙权特地为他兴建了建初寺，这是江南有寺庙建筑的开始。后世佛教徒甚至认为，江南地区佛教日益兴盛，正是始于建初寺的兴建。

中国南方佛教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是“永嘉之乱”、东晋政权建立以后。“八王之乱”摧毁了洛阳政权，琅邪王司马睿在北方南渡诸族的拥护下，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玄学的中心也因此从洛阳转移到建康。玄风南渡，不仅给江南学术界带来玄学之风，也将本来就有一定根基的江南佛教推向新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东晋南朝从皇帝到王公大臣，都广泛接受了佛教，就是佛教对政治所产生的最重要影响。

史实表明，东晋南朝有许多皇帝都授受了佛教。他们不仅支持佛教徒的译经，甚至亲自参与佛事活动。特别是梁武帝萧衍，更是以佞佛著称于中国历史，江南佛教势力正是在梁武帝统治时期达到鼎盛。“楚王好细腰，一国多饿人”，皇帝既然带头接受了佛教，王公大臣自然也就有很多人效法，东晋南朝政坛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也都对佛学有深入研究。可以说，东晋南朝政治与佛教已经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下，我们就从几个方面略加说明。

东晋南朝之所以有许多皇帝都接受佛教思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玄学与佛教发生了密切关系。当时的许多玄谈名士本身就对佛理有所研究，而名士又往往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例如王导、庾亮等人，不仅善于清谈，对佛教教义有所研究，而且都是皇帝所要依重的政治代表。因此，他们的爱好或兴趣，就不可避免地对皇帝产生影响。

东晋皇帝与佛教结缘，从开国君主晋元帝司马睿就开始了，到第二代皇帝晋明帝司马绍（299—325，字道畿，晋元帝司马睿长子，简文帝司马昱异母兄，东晋第二位皇帝，谥号明皇帝，庙号肃宗），就更以好尚佛法而知名。他和当时的名僧竺法深（生卒年不详细，俗姓王，出自琅邪王氏，18岁出家，24岁独立登坛讲经）、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林公，本姓关，陈留即今河南开封人，或曰河东林虑即今河南林州人，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等人，都颇有交往。

晋明帝还擅长画佛像。例如习凿齿（328—412，字彦威，襄阳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在写给释道安的书信中，就说晋明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意思就是说，晋明帝信佛好像是天生的，不仅能够亲手画如来佛像，还能够口诵佛教经文。晋明帝所画的如来佛像，到了他的儿子晋成帝司马衍（321—342，字世根，东晋第三位皇帝，晋明帝司马绍长子，晋康帝司马岳同母兄，母明穆皇后庾文君）即位后，还让群臣写文章进行歌颂，并专门举行了“廷议”。

不过，东晋时期佛教传播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抵制，抵制佛教者主要是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出发。当时双方争执的核心，乃是“沙门致敬王者”的问题，也就是和尚到底需要不需要向皇帝跪拜的问题。信佛者主张，沙门是方外之人，不应该跪拜皇帝，而反佛者则以传统儒家学说为根据，认为“四海之内，莫非王臣”，因此沙门也不能例外。这表面上是宗教礼仪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是现实政治问题，关系到专制皇权的权威性能不能够维持。

“沙门致敬王者”问题的争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例如晋成帝就群臣作颂称赞晋明帝手画佛像进行“廷议”的时候，蔡谟（281—356，字道明，陈留考城即今河南民权人，东晋重臣，与诸葛恢、荀闿并称“中兴三明”，又与郗鉴等八人并称“兖州八伯”）就上奏疏表示反对。蔡谟认为：晋明帝画佛像，纯属个人爱好，并不是因为对佛教有信仰，如果有人看到明帝所画的佛像而“睹物思义”，私下里撰写诗赋进行歌颂，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通过皇帝诏令，让史官记录“先帝好佛之志”，而为“夷狄作一象之颂”，那就不可以了。蔡谟反对称颂晋明帝佛画的出发点，就是华夷之辨。

晋成帝咸康五年（339）七月，信仰佛教的丞相王导死去，庾冰（296—344，字季坚，颍川鄢陵即今河南鄢陵人，东晋重臣，中书令庾亮之弟）、何充（292—346，字次道，庐江灊县即今安徽霍山人，东晋重臣，灊读qián）二人继任辅政。庾冰是一个很有政治才干的大臣，极力主张维护皇帝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对沙门的崇高地位十分不满，尤其反对“名僧”不拜王侯的行为。

在庾冰看来，“沙门不敬王者”，乃是对皇帝权威的蔑视、是对中央集权的挑战。因此，庾冰执政期间，曾先后两次代晋成帝作诏书，批判了沙门改易礼典、废弃名教等行为，命令沙门应该向皇帝跪拜。但是，这道诏书却遭到何充等人的反对，因为何充是一个佞佛的人。他联合左右仆射等朝廷重臣上书劝谏，在他们的压力之下，晋成帝不得另下一道诏书，不再要求沙门向皇帝致敬。

沙门要不要向王者致敬？到后来一直是佞佛与反佛两种势力争执的一个焦点问题。桓玄（369—404，字敬道，小字灵宝，谯国龙亢即今安徽怀远龙亢镇人，谯国桓氏代表人物，东晋权臣，大司马桓温之子）取得辅政大权之后，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桓玄要求，沙门必须向皇帝致敬，理由是，皇帝有“资生通运之德”，沙门也享受到皇帝的恩惠，因此沙门就没有道理不向皇帝跪拜。但是，桓玄的命令同样遭到反对，中书令王谧（360—407，字稚远，琅邪临沂即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大臣，丞相王导之孙）坚持沙门不应致敬王者，并同桓玄进行了反复论辩。后来，沙门释慧远（（334—416，俗姓贾氏，出生于雁门楼烦即今山西代州，东晋名僧，道安大师的得意门徒之一，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创始人）还专门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通过诡辩说明沙门不须对王者感恩戴德的道理，同时极力鼓吹佛教有“协契治道”的社会教化功能，说佛教可以帮助皇帝治理天下。最终，桓玄被他们说服了，当然也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便不再坚持沙门向皇帝致敬。

庾冰、桓玄先后两次命令沙门致敬王者，最后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发展已经和世俗王权在礼仪上发生了冲突，使得一部分士大夫认识到加强皇权的重要性，并主张对佛教势力的发展加以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佛教已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及反佛势力的孤立单薄和皇权的软弱无力。

进入南朝，围绕沙门致敬王者与否的争论，仍在继续。例如，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九月，孝武帝刘骏让有司专门讨论沙门跪拜王者的问题。经过一番讨论，有司认为沙门应该跪拜王者，为此朝廷还出台严厉措施以保证这项政策落到实处。但是，当孝武帝去世后，这道命令又被废止了。和“沙门致敬王者”有相似之处，僧侣为了表示他们与世俗之人的区别，在别人面前都是自称“贫道”，在皇帝面前也是如此，这其实也是对皇权的一种蔑视。

南齐武帝萧赜在位期间，再次讨论沙门致敬王者的问题。讨论之后，齐武帝下令要求沙门在皇帝面前必须自称其名，不得再称贫道。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曾就和尚是否能够与皇帝平起平坐展开讨论。朝臣们一致认为，“御座”乃是皇帝专用的座位，沙门不应该坐到“御座”上，但由于梁武帝佞佛，所以就采纳了释智藏（458—522，南朝萧梁义学高僧，俗姓顾，吴郡吴县即今江苏苏州人，16岁时曾代宋明帝刘彧出家为僧）的建议，允许沙门与皇帝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