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明清皇帝兼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种身份，所以，其权力的行使不仅表现在作为国家的象征方面，而且表现在政务操作方面。其合二而一的主要工作为视朝、听讲、批阅奏章。视朝即接见群臣。所谓朝者，早也。明代之朝，有大朝、朔望朝、常朝之分。正旦、冬至、立春、万寿日为大朝。大朝为礼仪性的群臣朝贺，不理政务。朔望朝也不引见奏事。常朝为平时之朝，处理各种政务，在奉天门（皇极门）进行，永乐起以北京为行在，常朝在右顺门内便殿进行。真正在政治上起作用的是常朝，但其时间和次数先后有所变化。在明代，大体上越往后视朝的次数越少，间隔越长。明太祖时，日视三朝。朱元璋自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退。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停当，然后就寝。”98但这样的视朝，是建立在皇帝个人的英明才干上的，后人很难坚持。太祖以后，则改为每日一朝。隆庆以后，又改为每逢三六九朝。

明初，视朝时群臣进奏各种事项，由皇帝裁决政务。但许多事情，由不知其来龙去脉的皇帝在三五分钟内当下裁决，显然失之草率。特别是英宗即位时年方九岁，由皇帝独裁政务更不可能。因此，杨荣等阁老定于视朝前一日内阁先行拟旨，或批交所司知之。结果，从好的角度说，皇帝对政务有了较充足的处理时间，有了回旋余地；从不好的角度说，皇帝可以把大权交给其信任的阁臣或宦官，自己可以偷懒。从实际效果来看，副作用显然较大。景帝起，奏章送入宫中办理，皇帝可以不视朝。结果，本来应该经常同皇帝一起讨论处理政务的军国重臣，一辈子见不上皇帝一面的也大有人在。世宗二十年不视朝，神宗三十年不视朝。宦官干政和阁老擅权，就是由视朝制度的荒废而来。正因为如此，明代大臣对视朝比较重视。针对世宗、神宗的不视朝，从科道到阁臣都曾多次进谏。正如万历时御史左光斗上疏所言：“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早御朝则救天下之全，迟御朝则救天下之半。若终不御朝则终无救而已矣。”99

除了视朝之外，皇帝有政务需要咨询于大臣，或商议军国大事，或参决疑难事项，可在文华殿平台暖阁、便殿随时召见大臣议政。召对人员由皇帝指定。

皇帝读书听讲的仪式称经筵和日讲，从宋代就基本定型，明代恢复。正统年间，定每月三次经筵，逢初二、十二、二十二在文华殿举行，寒暑暂停。万历初又定经筵春讲从二月十二日到五月初二，秋讲从八月十二日到十月初二。经筵讲官一要讲述儒家经典，二要劝谏政务。讲官由翰林充任，称知经筵。为了防止讲官发生失误偏差，其讲稿要先送辅臣审查。日讲又称小经筵，比较随便。明初，朱元璋对学习儒家经典是十分重视的，他甚至在南京宫殿的墙壁上不再绘画文饰，而是抄录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但是，太祖以后，在多数情况下，经筵和日讲并不认真进行，就连号称英明的宣宗，也是喜好游猎玩乐，而不喜读书。监察御史陈祚曾上疏请宣宗勤学，说：“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圣德，而经筵未甚兴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毕载。愿于听政之暇，命儒臣讲说。非有大故，无得间断。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广开聪明，增光德业，而邪佞之以奇巧荡圣心者自见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矣。”然而，就这样一份普普通通的劝学奏疏，惹得宣宗大怒，道：“竖儒谓朕未读《大学》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诛。”将陈祚下狱，逮其家人十余口，系狱中数年100。宣宗尚且如此，其他皇帝更不待言。正统以后，经筵日讲基本不再举行，所谓制度，只是具文而已。明代皇帝昏聩，与其不读书有很大关系。

批阅奏章是皇帝行使权力的一种主要方式。明初，奏章一般由皇帝亲自批阅，而由辅臣协助。从明英宗起，由于皇帝年幼，本该皇帝亲批的奏章改为由宦官代批，即所谓“中旨外宣”。

明代上行奏章的种类，有题、奏、表、讲章、书状、文册、揭帖、制对、露布等。其中最常见的是题和奏，奏本用长纸，比较繁杂，题本比较便利。从永乐以后，内外衙门公事用题本，而常规性的奏报、奏贺、乞恩、认罪、谢恩以及普通军民陈情、建言、申诉则仍用奏本。臣民奏章由通政司汇总，送左顺门的内廷文书房收检登录，转交司礼监，再转呈皇帝，由皇帝或亲批或发内阁调帖。宣德以后，改为先送内阁票拟，再送皇帝。皇帝批红或司礼监代皇帝批红后，发至六科。崇祯时，奏章又加贴黄，即摘要。如果奏章被扣留宫内不再转至有关部门办理，称为留中。起初，奏本可以留中，题本不能留中。题本留中始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其时评事雒于仁奏“酒色财气”四箴，神宗览之大怒，打算严惩雒于仁，经申行时劝说，始将该本留中而使雒于仁免予治罪，由此开了题本留中之例。

在明代，皇帝诏旨分为诏、诰、制、册文、谕、符、令、檄等种类。诏旨由内阁根据皇帝的手敕或面谕（更多的是由司礼监宣达皇帝旨意）拟稿，即票拟，经皇帝批红后发出。六科每日派员到左顺门领取批过红的章奏和下发的诏旨，进行审核后再转发诸司。当然，皇帝也可不经内阁拟旨，亦不经六科审核，直接由宦官宣行旨意，称之为中旨、内批或传奉，但属于不规范行为。

皇帝可根据政务需要召开会议。会议的时间地点由皇帝确定。会议对政务有咨询权，没有决定权，所议事项由皇帝决断。

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甚至对儒家经典也作了修正。他出身下层，深知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也深知维护小农利益对巩固皇权的作用，所以，他对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极为推崇，但却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等语大不以为然，认为其“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刘三吾作《孟子节文》，删去不利于专制皇权的孟子语录八十五条。

明代皇帝的权力是无以复加的，宦官专政也好，阁臣擅权也好，均不是政治制度造成的，而是皇帝自己委政于宦官或阁臣。如宪宗，不爱江山爱美人，迷恋上比自己大十九岁的万贵妃，连自己的儿子（孝宗）出生多年都不知道，基本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在位二十三年只召见了一次阁臣，使朝政陷入半瘫痪状态。武宗纯粹是一个顽童，以恣情纵欲为乐，喜欢当将军而不喜欢当皇帝，所以委朝政大权于刘瑾。世宗本来打算做一番事业，即位之初力革武宗弊政，但因大礼之争，意气用事，与朝臣势如水火，严重影响了国政。神宗也是拿手中的权力向大臣示威，以不理国事表示自己对朝臣的不满。熹宗则是一个上等木匠，宁愿作木工模型而不愿处理政务，所以委政于魏忠贤。到了崇祯，试图重执大权收拾残局，已经回天乏力，救国无术。

清代皇帝的职责与明代相同。但是，清代无论是视朝、听讲，还是批阅奏章，均是皇帝亲自办理，不再由宦官从中经手。特别是康熙时的经筵日讲，对政治裨益极大。康熙九年（1670年）起开经筵，此后一直坚持，即使如平定三藩的军务繁重时期，亦不间断。从康熙十四年（1675年）起，定日讲中由皇帝覆讲。谕曰：“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覆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覆讲，如此相互讨论，庶几有裨实学。”101而且清代皇帝多数也能较为认真地处理政务，基本上没有过于荒淫昏庸的皇帝，与明代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内外大臣凡有奏章，均可直达御前，不须通过内阁和通政司，彻底改变了明代宦官批红的现象。

康熙时期的南书房，雍正以后的军机处，只是天子独裁的辅助机构，不可能形成明代首辅式的权相。“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使大学士在御前票拟。康熙中虽有南书房拟旨之例，而机事仍属内阁。雍正以来，本章归内阁，机务及用兵皆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无日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寺不得参，即承旨诸大臣，亦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矣。”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