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社会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是很多墨学研究者热门话题。墨家思想的阶级属性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由于与作为中国古代“士”的思想代表的儒家学说不同，13其作为社会一定阶级的思想代表而具有极为鲜明的阶级特征。因此，墨家的“治”的理论不仅是其哲学思想的延伸，亦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其代表的一定阶级立场出发对社会现实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故要全面了解墨家的社会治的学说，就不能对其所代表的阶级属性予以必要的分析和探讨。

　　如前所述，墨学产生于中国古代政治大变革的春秋战国之交。而这种政治巨变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莫过于传统的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的解体以及迎之而来的社会阶级分化的日甚一日。墨子在其著作中，曾愤懑不平地对这一阶级分化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对立现象予以一一揭露。他语极沉痛地指出：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

　　（当今之主）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

　　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

　　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墨子·辞过》）。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如泣如诉的揭露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忠实写照，亦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不平之鸣，即它代表了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墨者”的心声。

　　据清末学者江（王+泉）考证。墨子并非姓墨。其理由是古代诸子学派，例如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各派，都是举其学术之宗旨以名其家，而并无以姓名其家，如儒家非称“孔家”，道家非称“李家”。若墨子为姓而以姓称其学，就显然与九家名称之惯例相悖，故他一反旧袭地指出：

　　古之所谓墨者，非姓氏之称，乃学术之称也。

　　那么，墨家的“墨”字又为何义呢?江氏指出，墨字从黑，故古人训墨为黑，引申为瘠墨、绳墨。因此所谓墨者，是指垢面囚首，面首黎黑之义。墨子以自苦为极，其学恰恰深合于墨字之义，故以墨名其家，人亦称其为墨子。江氏这一观点得到国学大师钱穆的首肯，但他同时认为其对墨字的解释仍义有未尽。钱考墨字又有“墨罪”之义，故指出墨为刑徒，引申为奴役。因此其认为墨者实为当时奴役者无疑，而墨家的学说即为奴役者的学说。为支持这一观点，钱氏曾罗列出六点证据。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依笔者之见莫过于以下三点。

　　第一点可见于墨子本人的《贵义》篇：

　　子墨南游楚，楚王使穆贺见子墨子。曰：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

　　穆贺以墨道为贱人所为，而接下墨子的回答不仅不否认这一点，而且以草药治疾、农夫入税祭鬼神上帝，汤见贱人伊尹而极力为贱人所为申说辩护。

　　第二点可见之于《吕氏春秋·高义》篇：

　　墨子弟子公尚过为越王迎墨子。墨子曰：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高注：宾，客也，萌，氏也。宾萌的意思，如同现在所说的“客藉流氓”。这也是墨者为奴役者的力证。

　　这三点可见之于（《荀子·王霸》）篇；

　　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顇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具天下，一四海，何必自为之?自为之者，没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也。

　　在这里，荀子直称墨子的学说为“自为之者”的“役夫之道”。由此可见，墨子的学说即为奴役者的学说，这在战国之际已并非是什么秘密，而是为人所公认的事实。

　　总之，墨学具有极为鲜明的阶级属性，如果说法家是代表了当时新兴统治阶级的一种学说的话，那么，墨家则是代表了当时沦为奴役者的被统治被压迫阶级的一种学说。值得注意的是，对自己的作为“贱人”的社会出身不仅不讳言，而且还以此为学派名称而高自标恃，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学移民间”之风是何等的深入，当时的学术自由的空气是何等的鼎盛。我们看到，墨学所具有的这种阶级属性在今天国内学术界几乎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同。人或称墨学为“小手工业者”的学说，或称其为“小生产者”的学说，或称其为“农民”的学说。无论这些观点之间存在的差异有多大，但它们都承认这一事实，即墨学是从属于那种在当时从事于苦力、社会地位低贱，“无恒产”的“劳力”阶级的。

　　实际上，墨学的阶级属性不仅体现在“墨者”的社会出身上，也不仅体现在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劳工党”的墨派政治组织的创立上，14而且更重要地还体现在其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思想的内容上。

　　而在这些社会思想中，最能集中地代表和反映其阶级属性的，则是令人刮目相视的墨子关于“劳动本位”思想的揭示。墨子不仅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而积极肯定了劳动在人类生存论中的中心地位，而且提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养也……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七患》），提出“食者，国之宝也”、“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同上），而把为一些“谋道”的君子所不齿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谋食”活动视为立国之本。

　　人们看到，也正是从这种“劳动本位”的思想出发，墨子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反对“不与其劳，获其食”、“非其所有取之”（《墨子·天志下》）的不劳而食、不劳而获，又据此进而推出其反对战争，反对赤裸裸掠夺的著名的“非攻”理论：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別乎?（《墨子·非攻上》）

　　同时，也正是从这种“劳动本位”的思想出发，使墨家学说具有极为激进的“反贵族”色彩。这种反贵族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其哲学上的反对“天命”坚持命运面前人人平等的“非命”，政治上的反对“贵贵”坚持“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尚贤”，经济上的反对“别利”坚持“有财免以分人”的“兼利”，而且还体现为其把一切贵族文化及生活方式都视为病疴而主张统统扫除清算之，即“节用”、“节葬”、“非乐”等一系列观点的提出。故钱穆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反贵族’是初期墨学最主要的根源”，认为儒墨“他们的根本精神，都只是一个‘反贵族’。儒家只是反贵族的右派，墨家是左派”。（《墨子》，第三十三、三十四页）

　　这也说明了墨子为什么在其著作中对所谓的“古圣王”的“用制’一往情深，乃至于不无固执地坚持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式都必须以朴实无华的“古圣王之制”看齐为准。墨子不厌其细地写道：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芳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緅（zōu）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轻且清，则止……

　　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

　　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曰：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

　　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掘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掘穴曰：冬可以避风寒，逮夏，下润湿上熏蒸，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墨子·节用中》）。

　　其实，墨子这里所顶礼膜拜的理想的“古圣王”不是别人，而是传说中的“平民酋长”夏禹。故《淮南子》指出“墨子学儒者之业，……以为其礼烦忧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训》）。同时，庄子在《天下）篇中亦指出；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借古是为了喻今，圣人也往往是放大之凡人。墨子这里的对“亲操橐耜”、“沐雨栉风”的禹的绘声绘影的描绘，不正是可以看作是对作为劳动者的墨者自己的写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