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拿到《大任斯人》一书，笔者最担心的是胜良君因为太过执着人道原则而在大是大非面前犹豫徘徊，但读完其著，坦率地说，在读完“洋税务司赫德的中国履历”一章后，笔者先前的这种担忧已经烟消云散了。对这个拥有七十六年生命，却有五十四年在中华国土上奔忙的洋税务司，毋庸讳言，对其“丰功伟绩”，胜良君极尽溢美之词：他的一篇“节略”，就贡献了西方发达国家出身者的全部智慧；他的一次“调停”，就免去了在处理“夷务”上还不很干练的清政府和在处理中国事务上过分强悍的外国人的尴尬；他的一个个超出海关职责范围的设想和作为，比如对邮政、同文馆、海防的热情，让他无愧为晚清“自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在海关上的草创之功既奠定了之后九十年洋关的基础，也为中国海关事业谋得了一份起点颇高的制度根底；他依靠洋员队伍对税收品质的大力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注解了“税权托管”在特定时间、空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为中国税制西化所做的一次次努力，也促成了中国税制在“大变局”时代，虽然无奈但是必须进化的流程。又说：“赫德所在的时代，正是中国的税制结构从清朝前期的田赋居多向民国时代的关、盐、统三税鼎力过渡的时段。而赫德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其功赫然”。

但是，胜良君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大肆溢美而忘记赫德的出身，忘记赫德所做一切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大英帝国和列强的利益。他指出，早在1867年，赫德就在《局外旁观论》中提出：要求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并清楚内政方面足以阻碍这些观念的种种弊端，以顺应外国侵略势力。显然，赫德一生为之奋斗的一切，无不是英国“殖民地的宏伟事业”。他同时引用陈诗启教授的观点证明赫德所为，“其终极只是加强了海关的力量，扩大了海关的权力，从而支持了外籍税务司制度的长期存在，维护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利益。”54就是说，胜良君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利益与立场。

评价人物，臧否历史，无疑是最难也最富有挑战性的事业。固然，信口雌黄的评头品足为一些冠以学术头衔的人所热衷，但客观公允的评价，实在不是任何人容易做到的。值得庆幸的是，胜良君因为基本价值立场的稳定和守一，再加上长年累月的积淀与思考，他的立论与论证，既有学术的客观，又有史家的严谨。如果说丰富的史料给了他学术的自信，那么，天赋的才情则给予了他游刃有余、信手拈来的纵情挥洒与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