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约翰内斯堡后，戈克利先后访问了纳塔尔和比勒陀利亚。在比勒陀利亚，南非联邦政府安排他下榻于德兰士瓦大饭店。在那儿他将与政府部长会晤，包括博塔将军和史沫兹将军。我依惯例每天一早向戈克利报备当日行程安排，或按他要求在头天晚上报备。戈克利与联邦政府部长的会晤是重头戏。我们商定我不宜陪同出席，提都不该提。因为有我在场会造成戈克利与部长们之间的某种隔阂，部长们将无法畅所欲言地指出他们所认为的当地印度人（包括我在内）的过失。就算他们想表明己方未来政策，可能也会因我在场而感到不便。出于以上考虑，戈克利必须单独前往，他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如果他一时疏忽把事实搞错了怎么办？如果部长们提到的一些情况他事先不了解，无言以对怎么办？（P.406）又或者在印侨负责人缺席之际，对方要求他代表侨团接受某种协议怎么办？戈克利快刀斩乱麻，让我准备一份最新的印侨历史状况概要性报告，并写明印侨的底线。然后说，如果会谈内容超出这份报告范围，他就坦言自己不知情，让我们别再担心。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把报告写好，而他则是把报告读透。但没个十页二十页根本说不清十八年来印度侨民在南非四个殖民地的兴衰变迁，可这么一来戈克利就不可能有什么时间细看，而且看完报告他应该还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没想到的是，戈克利不仅吃苦耐劳，还记忆力超群。他拉着大伙儿熬通宵，每一点都咬住不放,弄完后又彻底梳理了一遍，确保自己理解得全面无误。最后他总算是满意了。而我压根就没担心过。

戈克利与部长们的会谈历时约两个小时，谈完回来就对我说：“年内你必须回印度。（P.407）问题都解决了。政府将废除‘黑色法案’，取缔移民法中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条款，还会取消3英镑人头税。”

“我可不信。”我回他道，“您没我了解这些部长。我也是乐观主义者，您能这么乐观我很高兴。但多次失望后，我不会像您一样对此事抱有太大希望。不过我也不担心。您能从部长们那边获得这样的承诺，这就够了。必要的话，我定当尽忠职守，抗争到底，向世人证明我们抗争的正义性。部长们对您做出的这些承诺也将证明我们的诉求合情合理，会让我们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斗争中倍添斗志。只是我认为自己年内还回不了印度，在还会有更多印度人入狱的时候我不可能回去。”

戈克利说：“我刚说的这些一定会通过。博塔将军向我承诺，政府将废除‘黑色法案’，取消3英镑人头税。你别再给我找什么借口，年内必须给我回印度。”

在纳塔尔省访问期间，戈克利广泛接触德班市、马里茨堡（Maritsburg）等地欧洲人。他还参观了金伯利钻石矿。矿区接待委员会设宴款待，很多欧洲人应邀出席。在德班市也是如此。就这样，（P.408）在赢得印侨欢心，让欧洲人倾倒之后，戈克利于1912年12月17日告别南非。卡伦巴赫先生和我按他的要求一直陪到桑给巴尔岛。在客轮上我们为他做好饮食安排。一路上，德拉瓜湾、伊尼扬巴内、桑给巴尔及其他港口城市人民纷纷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在船上，我们谈的都是印度，都是我们对祖国的职责。戈克利句句情真意切，满是拳拳爱国心。我发现，他就算参加船上组织的活动，也是出于爱国，力求出类拔萃，而不仅是为了图开心。

路上时间宽裕，我们促膝长谈。谈话中戈克利为我做好回国的思想准备。他为我剖析国内各位领导人的性格特点，分析得鞭辟入里，与我的个人感受相差无几。

戈克利南非之行给我留下宝贵记忆如此之多，可惜不能于此一一详述，与非暴力抵抗运动发展无关的部分只能略去不提。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行至桑给巴尔岛，卡伦巴赫与我只得依依不舍与戈克利道别，（P.409）唯愿他的预言成真，年内我二人能在印度与他再度把臂言欢。可惜最终事与愿违。

尽管如此，戈克利的南非之行坚定了我们的决心。后来再次发起运动之时，我们更清楚地体味到了他此次巡访的影响和意义。如果没有他这次到访，没有他与部长们的会谈，取消3英镑人头税还不会被纳入我们的运动纲领。

如果非暴力抵抗运动仅限于废除“黑色法案”，运动结束后，我们还得针对3英镑人头税另作动员，这样一来，不仅侨团麻烦不断，而且也很难说大家能否这么快就再投入新一轮艰难的运动中。废除这项人头税，自由印侨人个个有责。印侨把能用上的合乎宪法的手段都用了，但毫无奏效。从1895年迄今，印侨就缴纳这项税赋。无论再怎么骇人听闻的恶行，若猖獗已久，人们会变得习以为常，很难幡然醒悟，起而反之；让世人相信此为恶行亦非易事。（P.410）博塔将军在会谈上对戈克利做出的承诺为非暴力抵抗者铺平了道路：政府必须履行诺言，取缔人头税；否则，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抗争。而接下来的情形正是如此：政府非但未在年内取缔人头税，还直截了当地表明根本无此可能。

戈克利的访问不仅让我们将废除3英镑人头税列入运动目标，也确立了他本人作为南非问题权威的地位。凭他对南非印侨情况的亲身了解，及其清晰的想法，他能对国内说明应该采取什么步骤，他对南非问题的看法更有分量了。在新一轮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国内对我们慷慨解囊，提供了大笔经费；印度总督哈丁杰勋爵165向我们表达“深切及诚挚”的同情（1913年12月），极大鼓舞了我们；安德鲁斯先生和皮尔森先生更是不远万里从印度来到南非。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戈克利的访问。

接下来的这一章将描述部长们是如何背信弃义，及其后果如何。（P.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