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重新登记完毕，1906年也已过了大半。我是在1903年重新回到德兰士瓦，年中在约翰内斯堡开的事务所。单是抵制来自亚裔人管理局的滋扰，就耗去了我们两年的时间。登记完毕，我们都期待着政府会满意，满怀信心地盼着侨民们能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上文介绍过的那位莱昂内尔·柯蒂斯先生认为，单是印度侨民更换证件，不足以达到欧洲人的目的。侨民换证这项重大举措是双方相互理解才达成的，可是这在他看来还远远不够。他的高见是，凡事必须有法律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确保根本性原则。柯蒂斯先生想对德兰士瓦的印度人实施一些限制性法规，以此举警示整个南非，并最终为帝国各自治领树立可以仿效的榜样。（P.151）他认为，但凡南非还有一些地方允许印度人入境，德兰士瓦就尚无安全可言。此外，柯蒂斯先生热衷于打压印度人的声望，而印度社团同意重新登记的做法，为的正是提升自身的声望。他毫不在意印度人的想法，只想着如何用严厉的法律制裁令我们臣服。于是，他起草了《亚裔人员法案》（Asiatic Bill），并向政府进言说，这项法案势在必行，因为现有法律既无阻止印度人偷渡入境的条文，亦无将非法居民驱逐出境的规定。政府迅速对柯蒂斯先生的主张做出了回应，并在《德兰士瓦政府公报》(the Transvaal Government Gazette)上全文刊登即将提交立法委员会审议的《亚裔人员法案修正法令》(Asiatic Law Amendment Ordinance)草案。

在细说这份法令之前，我得先简短交代一个重大的事件。既然我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起人，就有必要让读者全面了解我人生中的一些事件。正在政府试着进一步打压德兰士瓦地区印度人的时候，纳塔尔地区爆发了祖鲁族“叛乱”。当地一直把那次突发事件称为叛乱，但是否果真如此，无论在当年还是到现在我都深表怀疑。（P.152）和布尔战争时期一样，当时纳塔尔地区很多欧洲居民都自愿参军。既然我也算是当地的居民，我觉得自己也得为战争效力。于是，在获得印度侨民社团的批准后，我向政府提议由侨民组建一支随军担架队。政府采纳了我的建议。于是我离开自己在约翰内斯堡的家，把家人都送到纳塔尔的凤凰村，——我的同事早已在那儿安顿下来，在那儿出版《印度舆论》。因为料想自己不会离开太久，我并没有关掉事务所。

和我一道参军的有二十到二十五名男同胞。人数虽然不多，但基本上能代表印度各省。担架队共服了一个月的兵役。对于神能赐给我们这项任务，当时我一直感恩不尽。我们发现如果没有我们救治，受伤的祖鲁人根本没人理。欧洲人都不愿意帮他们处理伤口，不过负责救护车的萨维奇医生(Dr. Savage)倒是很有人情味。本来我们的职责只是把伤员送到医院，护理伤员并非分内之事，但我们既是怀着尽力而为的满腔热忱参战，不管是否超出职责范围，能做的就该去做。（P.153）好心的萨维奇医生和我们说，他劝不动欧洲人去看护祖鲁人，也没权压着他们这么做，如果我们出于仁慈做好这项工作，他将感激不尽。我们欣然照顾祖鲁伤员。我们要做的不过就是替几名祖鲁人清理伤口，只是伤口都五六天没人护理了，一股恶臭。我们很喜欢这份工作。那些祖鲁人和我们言语不通，但从他们的手势和眼神中看出，他们觉得我们是神派来的救星。

我们在部队中的任务相当重，那一个月里有时一天行军要走上四十英里。

一个月后，担架队就解散了。战报里多次表扬我们所做的工作。队员们都获得了勋章，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还挺让人意想不到的。总督还亲笔给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担架队的三名中士均来自古吉拉特邦，分别是尤米山卡·曼察兰·舍拉特（Uniashankar Manchharam Shelat）, 斯兰达·巴布海·美德 （Surendra Bapubhai Medh）,和哈里山卡·伊斯瓦·卓斯（Harishankar Ishvar Joshi）。三人都身强体壮，工作卖力。其他印度同胞的名字虽然我现在记不起了，但我清楚记得，有个帕坦人看到我们居然扛着和他一样重的担子，和他齐头并进，总是咋舌称奇。

在担架队工作期间，（P.154）一直萦绕在我脑海的两个想法变得清晰明确起来。其一，如果我要把一生完全奉献给公益事务，就得终生禁欲。其二，要安贫乐道。为公共服务的人所从事的职业既不能让他逃避低微义务，也不应风险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