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不谈有人格色彩的上帝，也不提上帝的恩赐，而只讲“天命”，这就是儒家的“天命”观。关于“天命”的过程，如前“儒家的天命观”一讲所述，按照朱熹等人的理解，“天命”实质上就是“阴阳五行化生”的自然过程，自然如此，没有人为，也没有谁的恩赐。站在人的角度看，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人的天赋。关于“天命”的内容，朱熹认为包含了“气”和“理”，以及由“气”进一步“化生”的人的自然生命、形体、心理等，还有由“理”所赋予给人的“健顺五常之德”，即仁、义、礼、智、信等人性内涵。

朱熹所谓“五常之德”，通常简称“五常”或“常德”，我们不能还像二十世纪一些学者那样，将它们理解为只是伦理道德。其实，这五德的内容，包含了真、善、美、用、信在内。否则，它们将不能构成人的本性，也不能成为永恒的“常德”。

需要澄清的是，儒家所谓“道”、“德”或“道德”，事实上并不只是现在人们所谓的伦理道德。不少人，甚至不少学者，只用现在所谓的伦理道德去理解儒家“道”、“德”或“道德”的意义，从而将儒学看成只是一种伦理学，这恐怕有误解。北宋大儒张载说：“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341儒家的“道德”，从宇宙论角度说，它实际上来源于“天下之理”；从本体论角度看，它的实质就是“天下之理”，即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从认识上说，它是人们认识到的“天下之理”在人内心的转化，是人理性的内在修养，是人性的本质内涵。与认识、审美、功利、信仰等相对而言的伦理道德，远远不能概括其丰富的内容。

人性来源于“天命”，是天赋的，其本质是“天下之理”，所以，人性是人最真实、最实在的部分，也是人认识真理最直接的根据、准则、方法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性真。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都肯定，人是理性的（logos）动物。理性，作为人的特性，正可谓人本性真的特定内涵；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发现的人认识真理的纯粹理性能力，包括感性直观能力、知性分析能力、理性综合能力，则是人的理性在认识能力上的表现。可以说，发挥、实现人性真的本性的言行活动，就是理性的科学、哲学活动。发挥人的理性能力，认识世界，觉悟自我，并用理性形式表现人性内在的真理，是各门理性的学术思想的宗旨，也是真正科学的历史任务；让理性活动认识人性真理，是人类科学活动的终极任务之一；遵循人性真的本性，完全像“人”一样来认识世界，觉悟自我，则是人所能够认识掌握的最高理性原则。人性真，科学、哲学等理性地认识真理、实践真理的活动，就具有发自人内在本性的基础；凡人都具有理性地认识世界并将此认识转化为实践指南的理性能力，并以此为自豪；凡人均可以自发地或自觉地追求科学真理、哲学真理，并以此满足人天生的好奇心，使人生变得更真实。这些都是人性真在认识主体上的集中表现。

因为人性都是天赋的，是人身上最好的、最有无限潜力的部分，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直接的价值出发点、准则、方法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人性善。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早已经发现，人的本性是善，他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342人的本性是善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古代先贤已经发现，人们年少时，人无不仰赖父母等长辈，并且自然地爱亲、敬长；成年后，人无不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等；将去世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343发挥人的道德实践理性能力，遵循人性善的本性原则，实现人性善的本性的活动，就是理性的道德活动。人性善，人追求善的道德活动，甚至至善的宗教活动，就具有发自人内在本性的基础。凡人都具有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具有道德实践的实践理性能力，并以具备这种实践理性能力为善；凡人均可以自发地或自觉地追求道德真理、宗教精神，并以此满足人天生的好善心，使人生更有意义和价值，变得更善，而且“止于至善”。这些都是人性善在道德主体上的集中表现。

因为人性都是天赋的，是人身上最美的原型，也是人们“诗性智慧”的源泉，是人们审美的直接的根据、准则、方法和理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性美。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344在孟子那里，“美”是人生修养达到的一种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对自己的本性不仅真有觉悟，而且将这种觉悟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血脉，充实到自己的言行活动中。这是通过后天努力修养达到的一种内在人性美。联系到孟子人良知“固有”的思想，也可以说人性美也是人“固有”的。后来中国文学艺术思想家们强调“性灵”、“童心”等，都可谓人性美观念的表现。断定人性美，在西方历史上，意大利学者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著《新科学》，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提出“诗性智慧”概念。这个概念的意思，指现实的人在形象思维方面的创造动力和能力，相当于主体审美情感。人的“诗性智慧”，在美学上看，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实质，即美的人性。中国现代学者朱光潜（1897－1986），到80多岁高龄时，还亲自翻译维柯的《新科学》，撰文介绍维柯的“诗性智慧”概念，把它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结合，将它理解为人内在的实践创造美的能力。345用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人性内在的美，这就是真正的人类艺术。艺术的美存在于人心灵深处，表现为人的美感；表现人的美感，进而呈现人性美的言行活动，就是真正的艺术创造活动；遵循人性美的本性，则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审美准则。人性美，人追求美的创造性审美活动，就具有发自人内在本性的基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凡人都具有判断美丑的能力，具有欣赏美的审美能力，并以具有此能力、正常发挥此能力为满足；凡人均可以自发地或自觉地追求审美真理，并以此满足人天生的爱美之心，从而使人生变得更美。这些都是人性美在审美主体上的集中表现。

因为人性都是天赋的，是人身上最有用的、能给人带来最大功用的部分，也是人们追求和评判是否有用的直接的出发点、标准、方法和理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可以说人性用。“用”，功用，“利用厚生”346。趋利避害，好逸恶劳，是人的本能。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的古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47这句著名的话，体现了古人对人性用的直观认识。人性用，现实的人们追求功利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活动，就具有发自内在本性的基础。凡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生活实践和理性认识支持下，也能发展出趋利避害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现实的人们还以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作为衡量人是不是已经成人的基本要求。凡人均可以自发地或自觉地追求功利真理，并以此满足自己天生的功利之心，从而使人生变得更有用。这些都是人性用在功利主体上的表现。

从信仰的角度，甚至还可以说，因为人性是天赋的，所以它们是人身上最真实、最可信也是最值得人信的部分，是人们信仰、信念、诚信等的直接来源，也是人们求证“信”直接的出发点、标准、方法和归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得不说人性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348“信”，孟子解为“有诸己”，朱熹解为“真实诚心”，都指人理性修养的收获，这种收获是人性的内涵之一，表现在外，就是守信用，讲诚信等。在孔子看来，“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之一。人性信，现实的人都有宗教需要，是其心理表现；理性地求证信念或信仰的宗教活动，就具有内在的本性基础；凡人都具有求安去躁的本能，在生活实践和理性认识支持下，也能发展出求安去躁的能力，即“信”（信仰或信念）的能力；同时，凡人都能发挥自己“信”的能力，追求“信”的真理，并使人生更“信”更安。这些可以说都是人性信在信仰主体上的集中表现。

假若有人问：人生在世，究竟应该知什么、爱什么、求什么、用什么、信什么呢？仿照古人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知者知此，爱者爱此，求者求此，用者用此，信者信此。此外，别无真正可知、可爱、可求、可用、可信者。故人们追求真、善、美、用，不追求假、恶、丑、害，因为真、善、美、用使人信，能使人不断前进，能令人在生活实践中逐渐真实起来，能更多地表现出人潜在的、超越世俗的永恒性。假、恶、丑、害，却使人不成其为人，所以也使人不信。现实世界里，有谁在努力追求假、恶、丑、害，而又心安理得，自得其乐呢？也许真有这样的人，只是我没有见到过。

人们常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其实，应该更准确地说，趋利避害只是人的本能，而不是人的本性。这一本能，即来源于人本性的“用”。人性用，所以人们追求功用、有利，不追求失败、害处。

如此，我们可以说，信，是人本性的内涵之一。人性论，不能不讨论信。因为，只有信，才是真、善、美、用等真理转化为人们言行活动中的具体真理的保证。没有信做支持，真、善、美、用等真理即使再真、再善、再美、再有用，也仍然只是抽象的真理，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没有力量。

本来，儒家是很强调这样一点的，即真正的信建立在真、善、美、用的基础之上，很不容易达到。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代儒家如孔子，特别强调后天的学习努力，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天生德于予”349，却不详细说他所谓天生的“德”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致使后人产生疑惑，甚至纷争不已。但孔子肯定“德”的“天生”性，明确人性的天赋来源，已经宏观勾勒出儒家人性论的大方向。又如孟子，不直接说人性信，而说人性善。直接说人性信，可能给人误以为还没有觉悟真、善、美、用这些“道”的内涵，就信，或伤于太快，流于轻率。汉人希望依靠儒家经典、纲常名教，建设汉帝国的精神家园，甚至不惜大讲“天命鬼神”，开创了古代儒家宗教思想的新时期。汉人将“信”纳入“五德”范围，从宗教思想角度说，应该肯定其理论意义。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说：“圣门所谓心，则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则天人、性命，岂有二理哉？”350人根源于天，天与人无二理；人性根源于天命，人性与天命无二理。“信”既来源于“天命”，则不得不成为人性的内涵之一。当人们明了真、善、美、用这些人性的真内涵，同时对宗教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准确，对宗教精神的体会和把握越来越丰富时，提出“人性信”命题，也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

人性信，指人性本原（根源和根据）于“天命”，或者说天赋人性，故人性最真实、最可信也最值得信，因为“天命”或天赋本身就是最真实、最可信也是最值得人信的。只不过，后来儒家学者倾向于将“天”理解为天道，将“命”或赋予理解为自然生成过程，没有像西方基督宗教神学那样说神创造世界，神创造人。比如，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351王阳明所谓“良知”，就是人的本性及其主体性，“信”则是人本性及其主体性固有的特征，也是人“终始”坚持认识、实践自己本性和主体性的态度。就这样，儒学思想没有走向神学，而发展成为理性的形而上学。

人性信，也指人性包含的内容，如真、善、美、用、信，是最真实、最可信也最值得人信的。克服、超越和包容了相对的真、善、美、用、信在内而达到的绝对真理（至真）、绝对的善（至善）、绝对的美（至美）、绝对的用（至用）、绝对的信（至信），其实质就是“道”本身。人性信，不过是“道”本身在人性中的表现而已。人性信，可以为人提供信仰、信念、相信、诚信等等普遍必然的先验能力，它是现实一切信仰、信念、相信、诚信等等直接的先验根据。“人性信”命题可靠，则现实世界一切信仰、信念、相信、诚信等能合法存在便有了合格证书。

人性信，作为一个命题，它对于现实世界的信仰活动和信仰收获而言，其先验地位是很微妙的。它有点像康德的先验逻辑之于科学一样，平时人们在日常科学活动中，也看不出先验逻辑对于科学的意义，但如果完全没有先验逻辑提供的普遍必然性的支持，科学何以可能就成为难以解决的理论问题。“人性信”命题对于信仰而言，也是如此。有信仰的人，或者说信仰很健全的人，可能不觉得“人性信”命题的重要性，但对于没有信仰或者信仰被破坏而亟待建立的人而言，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有理论上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德国神学家约瑟夫·拉辛格说：“当信仰被弃绝时，它的不可弃绝性才能成为自明的。”352信仰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地位，是如此；“人性信”命题对于人们现实的信仰建设而言，也是如此。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353一般人将这里的“信”解释为守信义，重然诺。其实，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真正的信仰，他的信义也是值得怀疑的。也许可以说，一个人的信仰是他具有真正道德规范如信义等的前提条件，而“人性信”命题，则是现实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的人学根据。

人性信，意味着现实的人总有所信，总要相信什么，总要以什么为信念，或者他总要信仰什么，无论信物或人或理或灵或神，还是信科学或形而上学或神学，人总有所信。一个人一无所信，势必寸步难行；追求建立经受得住现实理性考验和实践检验的、牢不可破的信仰，建立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所有人的人生理想之一。人们现实的信，是人性信的现实部分表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信，则是人性信在人生理想中的部分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