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节总结的是抽象后的驭臣术，算是原理层面的，而“驭臣篇”“治国篇”中的术则更具体一些，属于应用层面的。

无为而治，尽物性人能，这个道理永不过时，可谓天道。因性命物（根据万物特性所长给它最合适的位置）是无为而治思想的核心体现，不要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驭使人和物。西方有句谚语说：“你可以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马喝水。”也是表达这个意思。因性命物，以实为名，就是布局；循名责实就是闭局、裁判。我认为这是高屋建瓴的管理大逻辑，要以置身事外的高度，才能更有效驾驭局面。我经常提倡领导者要做“间接干预者”，不做、少做“直接干预者”，也是这个意思；布局、裁判就是间接干预，以己之长以预事，就是直接干预。企业小了，直接干预的事少不了，但一定要分明白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这两个概念，这样才能知其分寸。

韩非面向臣下的内控思想，自然有其可取处，但也要防范过度，过度即是私意，私意的意思就是把君主个人利益绝对放到了民众利益、国家利益之上。这个漏洞是韩非子整体思想本身就有的漏洞，即把强君与强国绝对化视为一体。

1.​ 因性命物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出自《扬权》）

物之性、质不同，人之情、能不同，各有其所适合的用途。根据人们的能力、性情安排他们的位置和职责，就是最小干预，这就是无为而治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处于一个最好的自然发挥状态，形成一种和谐的秩序。这其实的就是布局！上天是万物的布局者，使星辰位焉、四时序焉、植畜生焉，秩序井然；君主应该是朝廷和国家的布局者，使各司其职、各奉其能、各尽其性，秩序井然，如此则国泰民安。

由此我们又可知，布局之初衷，要一种期望的秩序而已，破坏秩序的行为就是不当的，成就秩序的行为就是恰当的。

2.​ 以实为名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徒。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见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出自《扬权》）

仅仅根据物性、人能布局，并不意味着系统就正常运转了，必须确保每一个“部件”名实相副。布局是依据每个部件的名份而制定的，要确保名实相副，首先要循其实而定其名，要肯在以实为名上下功夫（而非强为其名），然后才是循名责实（刑名参同。总之，要“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即尊重自然规律，不失治事纲领，才能成为圣人）”。

总而言之，不要乱用名、乱贴标签，这就像外包装标识要和里面装的东西一致，否则就会拿醋当酱油用，拿盐当白糖用。

3.​ 赏罚驱动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出自《二柄》）

韩非讲“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导制”一词甚好，导是引导，制是管制。“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请赏”，趋利避害，人性也。借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人也是一个开放系统，也有反馈回路来进行自我调整，这个反馈回路就是趋利避害，他判断能带来奖赏的行为是被激励，能带来处罚的行为则会选择性回避。

【评】：

人的利益即是人的需要，需要又可分为物质性需要与精神性需要（即价值观、信仰、心理体验等），也即人皆有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物质利益应该处于更基础的位置，但也不可否认精神利益诉求的客观存在。成功的管理实践一定是要兼顾这两种利益的，法家在这方面有所偏颇，没有足够重视人们的精神利益诉求。

《史记》记载陈平曾对刘邦说过这么一番言论：

“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但到了该论功行赏时，他又特别吝啬，所以士亦以此不附。而大王您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但您论功行赏毫不含糊，那些嗜利的人就都愿意归附于您。大王您如果能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

陈平的意思就是：“您治军治国，应该以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为主，同时又要重视人们的精神利益，这样定能取得天下。”

关于赏罚，有个通俗的说法叫做“胡萝卜与大棒”，韩非子重大棒而轻胡萝卜，此亦一偏，当有所警戒。

4.​ 循名责实

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出自《扬权》）

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入。故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听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叁伍比物，事之形也。叁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根干不革，则动泄不失矣。动之溶之，无为而攻之。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上不与共之，民乃宠之；上不与义之，使独为之。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咫尺已具，皆之其处。以赏者赏，以刑者刑，因其所为，各以自成。善恶必及，孰敢不信？规矩既设，三隅乃列。（出自《扬权》）

先从道的角度，得出君臣天然定位不同的结论，君主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他要扮演一个外于、高于群臣的裁判者的角色，监督群臣干活。君臣之间的关系定位是“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

上面两段文字隐含了三部曲：守虚静、循名责实、赏罚。无为而治的大逻辑就是因性命物（布局），然后循名责实（闭局），然后实施赏罚。其中的循名责实环节，即韩非说的“参合形名”（法家之学又被称为刑名之学），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构成部门，全书多处有提及。

5.​ 削枝强干

仅仅布局、闭局（裁判）是不够的，局中的人和物都可能会出现异常的，这也是万物天性之所有。比如一个机器的零件会破损、会因湿度温度变化而失效；人性更复杂，也会因为外部条件和内部欲望的变化而“不安于位”，进而影响到布局的整体意图。所以就需要掌握防患于未然以掌握主动性。用现代语言讲就是要做好内控。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寻常。有国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贵其家。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彼将代之。备危恐殆，急置太子，祸乃无从起。内索出圉，必身自执其度量。厚者亏之，薄者靡之。亏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亏之若月，靡之若热。简令谨诛，必尽其罚。（出自《扬权》）

毋弛而弓，一栖两雄，其斗颜咗颜，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技扶疏；木枝扶疏，将塞公闾，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围。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公子既众，宗室忧唫。止之之道，数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数披，党与乃离。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汹渊，毋使水清。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出自《扬权》）

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是人性之本然。一个人在一个组织中势力持续增大，就容易生异心，或假公济私，或实施篡逆，君主对此要防微杜渐。比如不让臣下地盘过大，不让臣下即贵且富，不匆忙立储君（康熙就干了这么一档子事，所以雍正遇到那么多麻烦）。光武帝建政后就用了这么手法，位高者不让权重，权重者不让位高。自汉至清，言官官衔都不高，这是故意为之，言官弹劾人的实权极大，卑其位以制之。

防坐大，其实还是防生异心的延伸。韩非专门讲了一个公理：不可一栖两雄。一栖两雄就是一个窝里有两个雄鸟，必然争斗不已，狮群也是这样，所以一个组织必须要防止一山二虎。因此，君主必须留意经常削减臣下过大的势力。枝叶过于茂盛（势大），要砍；枝向外拒（越位），要砍；枝大本小（树枝必树干还要粗壮，即臣权超君），要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