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术乃圣贤之学，在孔子设教，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中，纵横术属于“言语”。据《史礼·仲尼弟子列传》，这一科的代表人物是宰我和子贡，二人都以“利口辩辞”著称。

特别是子贡，不仅是一位大商人，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纵横家，其游说风格与战国纵横家无异——难怪后人称子贡为纵横家的“开山鼻祖”。

当孔子的祖国鲁国面对齐国大兵压境时，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天下战略格局大变。此事《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孔子家语》都曾记载。（详见附录一：一代商圣子贡——纵横家的“开山鼻祖”）

最早将纵横之士称为“小人”的肯定不是清代学者卢文弨，因为在战国时代，已经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著名纵横家苏秦。那是在苏秦奉燕王之命出使齐国，让齐国归还其夺取燕国的十座城池之后。《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燕策一》和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皆记此事。

当时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天下最不讲信义的人。大王以万乘之尊却非常谦恭地对待他，在朝廷上推崇他，这是向天下人显示了自己与小人为伍啊。”（《战国策·燕策一》原文：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

这使燕王冷遇苏秦。

苏秦于是对燕王说：“我本是东周一个平庸之辈，初见大王时没有半点儿功劳，但大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我，使我在朝廷上地位显赫。现在我替您出使齐国，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挽救了危亡之中的燕国，可是您却不再信任我，一定有人在大王面前中伤我，说我不守信义。其实，我不守信义倒是您的福气。假使我像尾生那样讲信用，像伯夷那样廉洁，像曾参那要孝顺，具有这三种天下公认的高尚操行，来为大王效命，是不是可以呢?”燕王说：“当然可以。”苏秦说：“若真这样，那我也就不能来为大王服务了。”（战国策·燕策一》原文：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苏秦接着说：“假如我像曾参一样孝顺，就不能离开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又怎么能让他到齐国去呢? 假如我像伯夷那样廉洁，认为周武王不义，不做他的臣下，又拒不接受孤竹国的君位，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上，廉洁到这种程度，又怎么肯步行几千里，为弱小燕国的垂危君主服务呢?如果我有尾生的信用，和女子约会在桥下，那女子没来，直到水淹上身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淹死。讲信义到这种地步，怎么肯到齐国宣扬燕秦的威力，并取得巨大的功绩呢?再说讲信义道德的人，都是用来自我完善，不是用来帮助他人的。所以这都是满足现状的办法，而不是谋求进取的途径。三王交替兴起，五霸相继兴盛，他们都不满足现状。如果满足现状是可以的，那么齐国就不会进兵营丘，您也不能越过楚国边境窥探边城之外了。况且我在周地还有老母，离开老母来事奉您，抛开故步自封的做法，谋求进取的策略。看来我的目标，本来不和您相同。大王是满足现状的君主，而我是谋求进取的臣子，这就是因为忠信而得罪于君主的原因啊。”（战国策·燕策一》原文：苏秦曰：“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窥于边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

在《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中，苏秦更为清楚地指出：忠信、仁义并不是孤立、抽象存在的，信与仁，义与王（道）有时会产生矛盾，它们的践行与诸多社会现实条件息息相关，所谓“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文中说：“（苏秦曰）：‘臣以信不与仁俱彻（彻，意为通达——笔者注），义不与王皆立。’王曰：‘然则仁义不可为与？’对曰：‘胡为不可。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自复（犹自我完善——笔者注）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相对于苏秦的知常达变，守经达权，空谈仁义道德的论调是多么苍白无力啊——那些称纵横家为“小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小人儒”！

遍观《鬼谷子》一书，无不以圣贤之道为本。《鬼谷子·捭阖第一》开篇即指出，纵横之术本于圣贤之教，阴阳捭阖之际，权变无穷，与道翱翔。上面说：“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

对于那些有极高道德智慧成就的人，《鬼谷子》的作者明确反对施之以纵横之术，主张在这样的圣贤面前退避三舍——足见纵横之士对圣贤的敬重。《鬼谷子·中经》说：“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郄（音xì，通“隙”——笔者注）而去之。”

难怪，南宋学者高似孙将之与《易经》《老子》这样的圣贤之书联系在一起，在《鬼谷子略》中，他称赞说：“《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辟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

《鬼谷子》贵阴，但这“阴”乃周密之义。对此，《鬼谷子·谋篇第十》解释：“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义者，则可与语。”纵横家并不否定忠、信、仁、义，只是认为光凭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是谋事周密、隐匿——这才是中正之道。

《鬼谷子·内揵第三》更明确指出了道德仁义在游说中的重要作用，上面说：“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

另外，从散见诸书的《鬼谷子》佚文中，我们也能看到纵横家重心性修养，仁义道德的论说，读来与儒、道之书无异。

“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贞《索隐》云：“此出《鬼谷子》，迁引之。”）

“以德养民，犹草木之得时；以仁化人，犹天生草木以雨润泽之。”（马总《意林·卷二》）

“知性则寡累，知命则不忧。忧累去则心平，心平而仁义著矣。”（马总《意林·卷二》）

纵横家重仁义道德，诚如苏秦所言：“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但在纵横家那里，所谓的仁义是大仁大义，归本于一平天下的大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