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修订本）》的修订工作，至此终于告一段落，抚今追昔，良多感慨！当年《两晋南北朝十二讲》能够顺利写出来，如今又得以重版，与我所从事的教师职业，也有着分割不开的关系，或者说正得益于我二十多年的教书生涯。自2000年开始，我就开始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尤其是为高年级本科生所开设的专题课，其主要内容后来多数进入本书，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也可以视为笔者的授课讲义。

教学相长、师友切磋，是中国良好的学术传统，我始终秉持一个理念，那就是认真讲好每一堂课，这既是教师的基本职业道德规范，也有助于个人学术研究的进步，在传道授业的同时，自己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在我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总是不断地听到身边有人报怨，报怨自己上的课太多，没有时间搞科研。对于教学妨碍科研的说法，我向来都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这是他们在为自己的不努力找借口。实际上，教学与科研并不矛盾，适当上些课，其实有助于科研，因为在讲课的时候，往往可以激发灵感，前提是你必须认真准备、全神贯注并投入热情，而不是敷衍搪塞地例行公事。

以我个人来说，就有多篇文章是在为本科生或研究生讲课的过程中酝酿出来的，因为面对学生的提问或质疑，我必须作进一步的思考。思考就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一些新的想法和观点常常因此而诞生。当然，如果整天忙碌于课堂之上，为了挣课时费而上课，那样的课程上得再多，也是无益于科研的，类似这样的老师，我遇到过的也不在少数，他们成天奔波于课堂，但所讲的那些课程，和留声机的重复播放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也就不可能碰撞出思想上的火花。从另一方面来说，科研又是课堂教学的学术支撑，绝对没有那种不搞任何学术研究而能够成为教育家的例子，因为教学水平直接受制于自身的学术水平。

一个缺乏学术支撑的教师，其教学水平必定停留在有限的高度，因为其教学内容只能是拾人牙慧，或者是对教科书内容的转述或重复，这样的老师即便掌握娴熟的讲课技巧，也只能是教师队伍中的“熟练工”，至多成为熟悉授课流程、语言表达技巧良好的教书匠，而绝对不可能成为有思想深度、能够从灵魂深处给学生造成影响的教育家。基于这个理念，我对于教学和科研都十分重视，二者兼顾、相得益彰。

例如我在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的时候，除了注意所讲授内容的准确性、科学性之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意识，鼓励他们勤思考、多提问，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即使我不能即时给出他们答案或合理的解释，也总是会告诉他们，是否可以从这个或那个角度进行考虑。

而且，我从来都不会因为给不出答案而自惭形秽，也从不装腔作势地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谁也做不到凡事皆知其所以然，只有那些一知半解的浅薄之徒，才会装出一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的“万事通”模样。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学生的提问或质疑不一定能够给出答案，并非羞耻不堪之事，装模作样、故作高深地糊弄学生，那才是真正的无耻。所以，每当遇到自己没有思考过或者不知道的事情，我都会诚实地告诉学生：这个以前真的没有想过。同时我还会对他说：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或那个角度思考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受到黄永年先生的影响，记得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到黄永年先生家里听课一年，其间经常向黄先生请教。有一次我问黄先生一个问题，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黄先生当时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他没有注意过，因此不能给我答案。不过，黄先生又提示我，是否可以这么、这么思考呢？像黄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尚且如此谦逊、如此诚实，如我辈晚生，为什么非要装出一副无事不知、通晓天地古今的样子呢？

后来，在我走上教学岗位以后，始终坚持这样，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决不糊弄学生。因此，给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进步的过程，《两晋南北朝十二讲》最后能够如约完成，并且在出版以后能够获得较好的口碑，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我多年的讲课经历，反过来，《两晋南北朝十二讲》的出版也验证了我多年授课的良好效果。

还要向读者朋友说明的是，这本《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严格意义上应该叫《魏晋南北朝十二讲》，才符合历史本来面貌。2007年，在签订出版合同的时候，我曾就此事与出版社进行沟通，希望能够以《魏晋南北朝十二讲》作为书名。丛书编辑当时明确告知，由于“三国”十分火热（其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正在说“三国”，据说颇受观众追捧云云），准备单独成书《三国十二讲》，所以，我所撰写的这本，不包括“三国”的内容，因此只能叫做《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对于出版社的考虑和决定，我当然无力改变。“两晋南北朝”就“两晋南北朝”吧，我只需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及至2009年，丛书出齐了，却并没有见到《三国十二讲》，当时我心中确实曾有过一些疑惑，说好的“三国”，哪里去了呢？不过，此事及我个人心中的疑惑，我从未向外人说起，当时也未向出版社询问原因。因为此事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我一贯的做人原则和行事风格，凡事与己无涉，则一概不予关心。此番若非《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再版，我仍然不会讲出这段往事，包括当年的一些困惑。如今，《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再版，我深感有必要将这段往事如实讲说出来。同时，也是为了回答一些读者曾经的疑问。当年此书出版以后，确曾有读者垂询，问我为什么讲述的是魏晋南北朝，书名却叫做《两晋南北朝十二讲》？记得我当时并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这是出版社的要求，而对于个中委曲缘由，未予详细解释。此番《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再版，也曾考虑过将书名改为《魏晋南北朝十二讲》，但经过再三斟酌，还是决定一仍其旧，仅增加“修订版”三字，以示与前本之区别。与前本比较，修订版《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主要是个别专题名称有变，同时补充了一些细节、修订了一些疏误，主体内容并未有所变化。

最后，还要说一下《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出版以后的反响和此次重版的因缘。2007年，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签订写作合同以后，我就开始投入此书的撰写工作当中，从思路整理、专题选择、结构组成、框架拟定、文字撰写等方面，我都进行了认真规划，最后按照出版合同的约定如期交付书稿。2009年1月，图书出版。同年9月，台湾《历史月刊》第260期（9月号），全文转载其中的第一讲、第十一讲。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第一时间将这个信息告诉了我，同时她还转来《历史月刊》支付的转载稿费，以及要求我签署“作者授权书”。我清楚地记得，编辑告诉我这个消息时的兴奋之情，在向我表示祝贺的同时，她连续说了几个“没想到”。据她告知，全套丛书只有这本《两晋南北朝十二讲》的内容被《历史月刊》转载，充分说明该书的写作质量，当然这也意味着她的编辑工作得到了肯定。只是稍感遗憾的是，这位编辑的名字我已经忘记，后来她也离开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如今一直没能再有联系。

《两晋南北朝十二讲》出版以后，我基本没有关注，也不了解外界对这本书的具体评价，因为毕竟只是一本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在我的心目中，它实际并没有多少份量。作为专业的史学研究者，与众多同行一样，我所在意的、关注的，当然是专业性的史学研究。所以，自《十二讲》出版以后，我再未曾有所措意，更没有设想过它能够重版。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两晋南北朝十二讲》的重版，应该算是我的一次“插柳”之作吧。2017年11月8日，北京博瑞森图书编辑占小卫女士给我打电话，说她在网上听完《两晋南北朝十二讲》，感觉内容很好，希望彼此之间能够有所合作。说句实在话，因为经常接到类似的电话，我起初还将占女士当成了骗子，并没有在意。后来，她再次来电话，问有没有图书需要出版，还表示《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他们也有意出版，云云。于是，我便尝试到网络上进行搜索，果真在“喜玛拉雅FM”上找到了由阿东先生播讲的《两晋南北朝十二讲》，我这才打消对占女士的怀疑。

后来，又搜索其他一些网站，也看到一些读者对《两晋南北朝十二讲》的评价。以豆瓣网为例，众多评价尽管褒贬不一，但以肯定意见居多，这既令我感到欣慰，也验证了占女士所言不虚。由此，我也进一步确定占女士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者。之后，占女士又多次与我沟通，希望能够将《两晋南北朝十二讲》重新出版。

不过，我对于重版此书，起初意愿并不强烈，兼之其时琐事缠身，所以便以版权为托辞。可是，占女士对此却表现得极为重视，不仅劝说我寻找出版合同，还主动找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总编室的电话，建议我向他们寻求帮助。总之，受到占女士热情的感动，我最终答应重版此书。在此，谨向占女士致以诚挚的感谢！

最后还要特别说明的是，《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修订本）》较诸原版，最大的变化是部分章节增加了三级标题，这主要是应博瑞森图书的要求，也是接受占小卫女士建议的结果。

李文才

2018年元月5日小寒之夕于扬州瘦西湖畔玄素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