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尔朱氏并没有跟随孝文帝南迁，而是继续留居秀容川，且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部落制生活方式。我认为，让尔朱氏保持原样留居故地，乃是孝文帝对尔朱氏的特殊优待，同时也可能是孝文帝对祖先遗制的继承。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历史记载，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也曾经试图让尔朱氏迁居南秀容川，即：“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划内，差近京师，岂以沃塉更迁远地？’”太武帝拓跋焘为什么想让尔朱氏离开北秀容故地？其中原因，大概是为了将离散部落的政策继续下去，加速尔朱氏向编户齐民的转化，以利于北魏政府的进一步控制。但是，拓跋焘的建议却被尔朱羽健以“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划内，差近京师”为借口，而婉言谢绝了。最后，太武帝拓跋焘也只能放弃原有打算，同意尔朱氏继续留在北秀容川。

根据历史记载，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但没有要求尔朱新兴率领部落同时南迁，还特别准许他“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应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特别优待！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特别待遇呢？因为允许尔朱新兴这么做，明显与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政策相冲突。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孝文帝为什么不惜自违其汉化政策，给予尔朱氏这种特殊优待呢？其中原因，我认为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从尔朱氏自身来说，由于长期游离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主流之外，而留居于塞上偏僻之地，所以他们不仅习惯于游牧射猎的生活方式，而且在骨子里已经形成拒绝汉化的潜意识。诸多史实均表明，尔朱氏对于这种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十分受用。如：尔朱新兴“每春秋二时，恒与妻子阅畜牧于川泽，射猎自娱”，就是说，尔朱新兴每当春、秋二季，都要携带妻子儿女，在山川大泽检阅畜牧，同时围场渔猎以为娱乐。

尔朱荣，也是“性好猎，不舍寒暑，至于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虽遇阻险，不得回避”，就是说，尔朱荣酷爱射猎，不分冬夏，打猎的时候，就是遇到多大的危险，也从不回避。甚至到了后来，尔朱荣在掌控北魏朝政、领兵征战的繁忙军政活动期间，还经常“会军士列围大猎”，其迷恋于游牧射猎的文化心态一览无遗。因此，对于像尔朱氏这样一个从头到脚都浸润于胡风夷俗中的游牧部落，孝文帝在进行政治决策时，不可能对他们的文化心态毫不顾及。

第二，孝文帝南迁洛阳以后，允许尔朱氏继续留在秀容川，并让他们保留固有的部落生活方式，也有其特殊的政治用意。这个政治用意就是，利用尔朱氏镇防西北边境。在整个平城时代，捍御柔然一直就是北魏王朝的一项重要军事活动。尔朱氏世代生活的秀容川，则是征战柔然的前线基地。尔朱羽健在太武帝拓跋焘时代，婉言谢绝迁居南秀容的建议，而太武帝拓跋焘也没有作进一步的勉强，与此就大有关系。这是因为，只要尔朱氏继续留居秀容川，并州、肆州一带的军事防务就可以由他们来承担。此外，尔朱新兴为北魏的军事征战提供军需保障，又使得秀容川作为后勤保障基地的功能充分显现。

因此，正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虑，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同意尔朱氏继续留居秀容，并同意其保留原有的部落生活方式。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要利用尔朱氏在这一地区的强大军事实力，充分发挥其捍御北部边防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北魏南迁洛阳后，北边的军事防务，除了陆续设立的北方六镇外，最主要的承担者应该就是秀容川的尔朱氏。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后来六镇起兵叛乱，尔朱氏的武力最终成为压平六镇主要军事力量一事得到反证。

第三，尔朱氏部落的根基很深，不易解散。早在平城时代以前，北魏离散部落的工作就已经陆续展开，道武帝拓跋珪登国时期，拓跋部与慕容鲜卑结盟，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离散贺兰诸部。登国二年（387）、三年（388）、四年（389）、六年（391）贺兰部及其附属高车诸部连续受到攻击，都可视为拓跋鲜卑对贺兰部的离散行动。贺兰部而外，独孤部也是北魏离散的重点部落，离散独孤部与离散贺兰部几乎同时进行，都是在道武帝拓跋珪登国时期展开的。经过近百年的解散，绝大多数部落都被解散了，从而建立了拓跋帝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拓跋帝国的建立过程，也就是离散诸部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贺兰、独孤等强大部落，基本上都被离散，并变成为编户齐民。像尔朱氏这样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部落，只是其中的少数。

为什么尔朱氏能够保留部落制，并在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呢？其中原因就在于，当初的尔朱氏，不如贺兰、独孤等部落那样强大，而且与拓跋鲜卑的关系也不如他们那样紧密，因此不会成为拓跋珪建立帝国的阻碍，从而非常“幸运”地保留了下来。但是随着独孤、贺兰等部落被解散，保持部落制的尔朱氏却得以一枝独秀，并最终发展成为可以抗衡洛阳汉化政权的军事力量。如果在这个时候，对它强行离散，则很有可能造成部落的暴动，并容易直接影响到六镇，不利于政局的稳定。所以，到孝文帝南迁洛阳，尔朱氏得以再一次留居原地。

第四，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秀容川大致相当于今天山西西北部的云中山、句注山迤西，桑干河、汾河上游和黄河东岸一带。这个地区与北魏新的政治中心洛阳之间的距离，相对更加远离，对于孝文帝所推行的汉化政策的负面影响，要比平城时代小得多，所以孝文帝也就没有必要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其解散部落。

不论出于何种考虑，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没有强制尔朱氏一同南迁，而让其留居原地，就使得秀容川成为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中的一个“特区”、一块文化“飞地”。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新都洛阳所发生的一切激烈争斗，都没有给偏居西北的尔朱氏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尔朱氏反而获得了一个更加顺畅的发展环境，秀容川因此成为尔朱氏不断壮大势力的乐土。

但是，远离政治中心并不意味着尔朱氏对北魏政治就漠不关心。史书记载，尔朱新兴总是利用朝见的时候，结交洛阳的王公大臣，因此，尔朱新兴与洛阳政坛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并未因偏居僻处而疏离政治，而这也正是他在生前能够迁转、死后获得赠官赠谥的重要原因。还有史实表明，尔朱新兴对继承人尔朱荣在政治上寄予厚望，经常勉励他好好干，争取将来能够官至“公辅”。

总之，孝文帝南迁洛阳的时候，对尔朱氏所采取的特殊政策，使得尔朱氏依然保持着部落制。和其他接受汉化改革洗礼的鲜卑贵族相比，尔朱氏没能做到“与时俱进”，与北魏汉化政治中心日渐疏远，几乎成为北魏政治的“边缘人”，但这却使得尔朱氏保持了惊人的军事潜力，埋下了日后尔朱氏在北魏政坛呼风唤雨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