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分刑赏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出自《制分》）

国家之治乱，区分刑赏的界限最为迫切。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法制，然后有的国家得以保存，有的国家却灭亡了，那些灭亡的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刑赏的界限！

治理国家的人，赏罚没有不做界限区分的，有的用不同的标准作为界限，所以实际上是没有界限。明察的君主一定是按照唯一的标准界分赏罚的。这样民众才会重法、畏法，没有侥幸心理。所以说：不用等到用刑赏，民众就已很努力在做事了。

总言之，韩非子指出赏罚的关键是区分赏罚的标准，标准唯一、清晰，法才能深入人心，形成明确无误的是非导向，这样的法才有效用。

2.​ 赏罚足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注：言赏罚之量度。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注：尽心尽忠谓情尽。名立。（出自《守道》）

赏罚要到位，是韩非子立赏罚的一个基本原则。所谓到位就是让刑罚的对象不能无视、轻视赏罚，无法拒绝、无法逃避。然后就是“信赏”，有功的、尽力的、尽忠的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奖赏。

我们可以注意到，韩非子区分了业绩与劳动态度，出业绩的奖赏是地位，尽力的奖赏是金钱，尽忠的奖赏是名誉。

3.​ 重刑少赏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注：影响利害计算中的抉择。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贪盗不赴溪而掇金，赴溪而掇金则身不全；贲、育不量敌则无勇名，盗跖不计可则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贲、育见侵于其所不能胜，盗跖见害于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贲、育之所不能犯，守盗跖之所不能取，则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盗贞，则天下公平，而齐民之情正矣。注：因人情，卡住利害计算的要津，则自能禁邪恶齐民。（出自《守道》）

韩非子特别提出“古之擅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为什么？坏人做事也无非是一个利害计算，当计害超过计利时，也就不会去行恶了。韩非进一步指出，明主之守禁也，在于抓要害处，让其利害计算名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此即有彼。然后，好制度就能把坏人变成好人了：暴者守愿注：愿，谨慎老实。，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盗贞注：贞：正。，天下公平，齐民之情。

“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是“其威足以胜暴”的进一步细化，指出要凡所禁，要抓“七寸”处。从博弈论角度看，就是先识得情博弈对象的利益标的所在。

这段总体是言重刑。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则法必严以重之。注：言治国要重法。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注：分刑赏乃因人情。（出自《制分》）

这段讲重刑足赏的原理，因人情而已，韩非子所谓人情，好恶而已，不重不足以动其心，所以赏要足以使民尽死力，罚要足以使民不敢犯禁。相反，如果刑罚轻了，就不能起到震慑作用，法律也就形同虚设了。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注：言以重刑齐民心。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则上利。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注：韩非子论为什么要重刑。（出自《饬令》）

虽然赏罚都重要，但二者关系具体如何摆设？韩非子认为重刑少赏，才是君主爱护民众的做法，民众会拼命去争取奖赏；二多赏轻刑，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的做法，民众不会拼命去争取奖赏。奖赏的来源不能多，多了吸引力就不够了。用重刑促使民众明白取舍，用大法驱使人们为国尽力，对君主就有利。执行刑罚时，对轻罪要重罚，这样人们轻罪就不敢犯，重罪吏不敢碰。这叫做“以刑去刑”。要是对重罪用轻刑的话，刑罚轻了，犯法的事就容易发生。这叫做“以刑致刑”，而这样的国家必致削弱。

“以刑去刑”和“以刑致刑”这两个句子极好，揭示了法律标准轻重对民众的引导效用，或起来警戒作用，或起到鼓励作用。比如我们经常会在网上见到一些对人贩子量刑轻重的讨论，多数人认为，量刑过轻，不足以震慑人贩子伤天害理的罪恶。

此处所言“少赏”与“赏足以劝善”并无冲突，后者是微观的指导原则，论赏与激励的关系；前者是宏观的指导原则，论赏与罚的构成关系。

子产相郑，病将死，谓游吉曰：“我死后，子必用郑，必以严莅人。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严子之形，无令溺子之懦。”注：以水火喻重刑之利和轻刑之弊，很形象。子产死。游吉不肯严形，郑少年相率为盗，处于萑泽，将遂以为郑祸。游吉率车骑与战，一日一夜仅能克之。游吉喟然叹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注：言轻刑不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出自《内储说上七术）

重刑少赏思想一句话可概括之：“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韩非子还提出，重刑是为了“利出一空”，做到“利出一空”，实是齐民心，能齐民心才有国家动员能力，民心愈齐，动员能力就愈强，反之，民心愈不齐，动员能力就愈弱。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己者，理不得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出自《制分》）

微奸，即不易察觉的奸邪行为，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升级版的连坐制！其原理是使相亲者连坐、相邻者连坐，一人有罪，罪及亲邻，逼迫他们互相窥探彼此的情况、互相揭发。在连坐制下，不揭发即罪，沉默即罪，不主动监视即罪。连坐制是重刑思想的一种特殊体现，秦朝应用最广，户口制是其实施的基础，秦以后的各朝代虽有收敛，但从未绝迹！

【评】：

现实中会存在因“刑罚”轻，犯罪成本低而不能禁绝之的情况，比如现在对人贩子量刑过低的情况，对企业在其产品安全上的过错处罚过轻的情况。这些问题的根源我认为不是立法者有意轻刑，而是对相关犯罪的危害性评估不足造成的，针对这些情况是需要加重刑罚。但是我不认同一概而论的“重刑”，或者运动式的“重刑”，那样做实是“逆人情“的。常态情况下，不做针对犯罪成本、犯罪收益、执法成本认真评估的处罚零度，不管是轻刑还是重刑，都是不对的，过犹不及而已。要反对“一刀切“地决定是重刑还是轻刑，那是实质上是懒政，正确的立法方向在于先仔细评估，再计量度。

重刑思想，特别是连坐制本质上是“逆人情”，与韩非子自身的“因人情”思想相悖。由此观之，韩非子的“人情”观有很大局限性，窥及人性之浅近短效处，未窥及人性之深远长义处。

从现代文明角度看，“连坐制”有反人类属性。自秦以后，连坐制在中国持续了两年多年，清朝末年在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的努力下，族刑连坐制正式在法律上被废止。文本上废除易，思想上废除难，其实一直到今天，“连坐思维”仍不鲜见，假如你听闻有小学规定一人作业没完成，全小组连坐罚抄写，你不要奇怪。

4.​ 赏罚标准可及

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肓者处平而不遇深谷，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出自《用人》）

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译：如果君主树立难以达到的标准，而取怪罪下级做不到，下级就会产生怨恨。

“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此至言也！因为今日之治国治企违反这个原则的情况依旧很普遍，奖惩标准都定得高高的，自以为留有余地，其实往往其奖不足于动人，其惩不足于服人。“可为之赏，可避之罚”，标准是明确的、有可操作性的，自己做什么与有什么后果之间的映射关系是明确的，这样上下才能建立真正的心理契约，人们安心做事，不必担心“谋国而失身”，不必担心飞来横祸，不必担心因弱小而受无端欺凌。当人们的心思、精力和时间都倾注在事情本身时，事情才能做精做细、做卓越。也即组织内耗最小化，组织资源效率最大化。

5.​ 毁誉随赏罚

民之性，有生之实，有生之名。为君者有贤知之名，有赏罚之实。名实俱至，故福善必闻矣。译：人性要求，既有生的实惠，又有生的名声。做君主的，既有贤智的名声，又有赏罚的实权。名和实都得到满足，所以大福大善必得流芳。（出自《八经》）

毁誉也是人情，好誉恶毁是人性之自然诉求。也应纳入立法的考虑范围内。对管理来讲，也要纳入管理的手段内。

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译：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出自《五蠹》）

韩非子意识到毁誉如果不和赏罚同步，有可能会抵消赏罚的效用，所以他提出实行赏罚时，要对毁誉也进行控制。

这真是不但杀人，还要诛心啊。如此思路，效用性可到一个极致，但全面专制性控制又何尝不是它必然的副产品呢？

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译：奖赏越丰厚越好，让人们以此为利；表彰越溢美越好，让人们以此为荣；惩罚越严重越好，让人们以此为畏惧；贬斥越严厉越好，凡让人们以此为耻辱。（出自《八经》）

韩非子把毁誉和赏罚总是相提并论，事实上他视毁誉为一种延伸的赏罚。

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重赏也均。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译：对受赏的人有所非议，就不能鼓励立功；对受罚的人有所赞扬，就不能禁止奸邪。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然则民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出自《八经》）

这段很明确指出毁誉与赏罚的关系，毁誉不与赏罚同步，就会抵消赏罚的效用。只有“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才能把赏罚的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