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大资产阶级

城市的社会结构变化较大,下表是伊拉克1977年城市社会结构状况。

表二 伊拉克1977年城市的社会结构

阶 层

人 数

占城市总人口%

占全国人口%

中上中等阶层

专业、半专业人员

中上层公务员

小实业家、服务业雇员

小计

包括家属

185,444

198,856

295,174

679,474

2,717,896

35.7

22.6

下层中等阶层

公务员

小实业家、服务业雇员

熟练技工、技术人员

小计

包括家属

119,314

174,150

102,173

395,637

1,582,548

20.8

13.2

下层阶级

公共部门工人

建筑工人

交通运输业工人

服务业从业人员

失业者

小计

包括家属

218,743

295,316

104,545

187,348

74,725

1,051,143

4,204,172

55.3

35.0

注:家属人数为小计乘4;下层阶级还包括其他集团,个别数字经作者合并;城市总人口为760万,全国人口为1200万。城市人口的三个百分比相加超过100%,原文如此。

资料来源: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Westview Press, 1985, pp.274-6.

在半岛国家,土地资源的匮乏和部落土地制的长期存在使地主阶级势力不大(如上所述,地主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实是商人),而商人历来拥有重大的影响。他们是王室、埃米尔资金的提供者,因而享受种种优惠,并成为王室的政治顾问。二战前石油收入的增长使王室得以逐渐摆脱对商人的依赖,前者继续给予商人以经济上的好处,而阻止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伊朗商人在礼萨汗时期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244

在伊拉克,战后大资产阶级遭受了国有化的沉重打击,而在其他国家则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在战后初期的半岛各国,为西方石油公司和王室提供物资、承包工程成为私人资本崛起的重要途径,如卡塔尔的曼尼家族和达维什家族。245 此后,私人资本从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展计划拨款、政府采购、免税政策(公司免交所得税,只纳天课)、低息贷款、水电补贴、用地补贴、进口半成品、设备补贴、外资准入限制等一系列措施中受益。例如,政府往往将城市中的土地廉价转让给私人,然后再高价购回用于开发,房地产商从中获利无数。在科威特,1960—1965年度,购买土地的支出占到政府总支出的24%。246再有,由于政府规定外资必须有当地合伙人才能开办公司,本地人便可轻松入股或出任外国公司代理,坐收大笔红利。像卡塔尔的达维什家族在50年代即担任了奥斯汀、菲利普、邓碌普、通用电气、大众、奥迪、菲亚特等著名西方公司的代理商。247在沙特,战前有一定独立性的汉志商人遭到冷遇,而与王室、官僚有密切人际和地缘关系的内志商人迅速崛起,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实业家集团和政府的政治支柱。248此外,70年代的开放促成了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在伊拉克,1973年,在政府注册的承包商达到2788人;1980年,百万富翁的人数超过700。249

产油国大资产阶级有如下特点:第一,强烈的依附性。表现在对政府发展计划、裙带关系及外资的严重依赖上,多数经营效益较差。第二,崛起的迅速性。第三,构成的单一性。由于多数产油国基础很差,国家垄断了基础工业,而伊拉克又进行了国有化,因此除伊朗外其他国家的私人资本主要限于商业、进出口、建筑和金融、服务业,在制造业方面较为落后。第四,跨国发展较早。大量的石油美元使私人资本很快转入金融业,而国内市场的有限促使其大力向海外拓展,尤其在海湾地区。如科威特在80年代积极从事对外投资的私人大公司有科威特国家投资公司、“国际石油财团”和浮图赫投资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