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拥有对后妃册封废立的绝对权力。有明一代，废立皇后就有四起。即明宣宗废胡皇后，景帝废汪皇后，宪宗废吴皇后，世宗废张皇后。嫔妃废立则不计其数。

明代起，鉴于历史上的后妃专权和外戚干政，对后妃和外戚的管理制定了比较严格的防范措施。洪武初，朱元璋就命工部制作了戒谕后妃的“红牌”，悬于宫禁，以为警示。史称：“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又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103

除限制后妃外，明代对外戚也有较前代严格的约束。外戚所封之公侯，不典军政，不给铁券，只是养尊处优而已。嘉靖时，又规定外戚爵位不得世袭。偶有世袭一二世者，均是出自皇帝特恩而非常制。

但是，明代起，皇后问政、太后与政的现象并不是完全没有。太祖的马皇后，对明初之政多所裨益。仁宗张皇后，非常精明能干，在宣宗朝，以太后身份实际参预过一段政务。“既为皇后，中外政事，群臣才品，莫不周知。宣宗即位，每军国大议，禀可而行。太后亦时时询上外朝所平决。”104但是，出于对“祖制”的恪守，张太后并没有正式临朝听政。宣宗去世后，英宗以九岁冲龄即位，大臣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张太后断然拒绝说：“毋坏祖宗法”，并重用三杨辅政，强调自己只不过是一个高级顾问角色而已。孝宗的皇后张氏，仅仅在武宗死后无嗣的情况下，与内阁杨廷和等定策迎立世宗，得以介入政治。但“大礼议”以后，她受到了多种限制。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对十岁即位的皇帝要求和教育极严，在实际政务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她也没有临朝听政，而是委政于张居正，且在神宗成年后，她即退居慈宁宫。史称：“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105可以说，明代基本解决了皇帝权力和太后权力的冲突问题。

有一点应注意的，就是明代的选妃制度，从重门第发展到重平民。在这种选妃制度下，后妃基本上都出身于平民。后妃的出身如何，对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人于慎行曾说：“本朝后妃多出民间，勋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势使然，顾于国家有益。……女子若生长富贵，不知民间苦乐，起而居天下之上，纵志奢华，无所恡惜。人主又从而悦之，奇技淫巧必从此作，天下敝矣。闾阎子女，平生所见，固少奢丽之观，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骇惧若不敢当，其于服饰器用，必有爱惜，不至暴殄。且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间所见，朝夕陈说，使九重之上，知闾阎情苦，胜于箴诵训谏当万万也。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106清人赵翼评价道：“来自民间，则习见闾阎生计，可以佐人君节俭之治。若必出于勋旧，则勋而兼戚，戚而兼勋，王氏祸汉，贾氏祸晋，可为前鉴。”107因此，“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108。

清代情况比较特殊，一般以摄政王来弥补皇帝制度的不足，而不用太后听政制度。如顺治时福临年幼，则以其叔父睿亲王多尔衮等人为摄政王（当时摄政王不止多尔衮一人，在范文程等人在奏章中，多次出现过“摄政诸王”的称谓，可为一证。但在诸王中大权归多尔衮一人，则无疑问）。康熙时的辅政四大臣，与摄政王制度基本相似，只不过辅政者不是宗室诸王贝勒而已（四辅臣为索尼、苏必萨哈、遏必隆、鳌拜。以大臣辅政而不以宗室诸王贝勒辅政，当因有鉴于顺治时摄政王权力过重过专。四大臣受命时以非从来成例而跪请诸王贝勒共任，诸王贝勒则称遗命不敢违）。到晚清才出现了例外，由慈禧太后听政多年。清代摄政王执政和太后听政，性质是相同的，主要是弥补皇帝年幼的空隙。但是，慈禧听政时间较长，在光绪亲政的时候发生了权力上的冲突，导致了清末政局的重大变化。从汉代吕后到清代慈禧，太后听政与皇权正常行使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解决。尽管明清太后听政不是常规，明代以辅政大臣，清代以摄政王以及辅政大臣，比较有效地限制了太后在政治中的作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太后制度的问题，可见，太后制度中蕴含的内在缺陷，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制度自身无法治愈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