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对待今之诸侯的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现实的态度，看表现不看历史，认为只要有意行善，乐意从道，都可以出仕，与其合作。而出仕的原则包括“行可之仕”“际可之仕”“公养之仕”，即有机会行道而出仕，因礼遇周到而出仕，因国君养贤而出仕。

这一章是谈交往，但仍与出仕有关。如果说10.3章是通过友论证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话，那么10.4章则通过交往讨论了出仕的正义性问题。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

孟子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

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duì）。’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收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

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

曰：“事道也。”

“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

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万章问：“敢问交际何心也？”“交际”指的是与人交往。老师，我想了解，我们和他人交往，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孟子说：“恭也。”与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要抱有恭敬之心。万章又问：“‘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却之却之为不恭”一句需要打引号，这是孟子引用别人的话，可能是当时的流行观点，相当于俗语。“却”是辞而不受之意。“却之”是拒绝别人的礼物退还回去。别人送来礼物想与你交往，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辞拒绝，这样会被人认为是不恭敬的。万章问，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万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想表达什么？我们也问一个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孟子的解释。“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孟子说，有一个尊者，比如一个国君，给你送来了礼物。古代送礼物是有讲究的，一个国君给贤士送礼物，表示对你的欣赏，想要礼聘、任用你——所以这里的讨论还是与出仕有关的。面对国君的礼聘，你心里却在想，他取得的这些东西是符合义的呢，还是不符合义？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还是以不合法手段获得的？然后才去接受。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已经是对对方不恭敬了，所以还是不要拒绝为好。

万章又问：“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一个尊者送来礼物了，你当面问他是不是不义之财，是不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如果是，我就不能接受。这确实是不合适的，是对他人的不尊重。可是，我能不能嘴上不说，心里却想，这是攫取百姓的不义之财，但不以这为理由，而是另找一个借口拒绝他，这样是不是可以呢？

孟子认为还是不妥。“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如果他和我的交往符合道，对我的款待也符合礼，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即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显然孟子认为万章的做法不妥，不管对方的出身如何，怎样获得了权力，或者怎样拥有了财富，只要他以道相交，以礼相待，我们至少应该做到表面上的恭敬，应该接受他的馈赠。

万章又问：“老师，既然你这样讲，我们不管他的财富是怎样获得的，只要他以合理的方式与我们交往，是以符合礼仪的方式款待我们，我们都可以接受？” “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今”是假设的意思。“御人”，伏击人，拦截人。假设城外有一个拦路抢劫的人，他也以合理的方式与我们交往，以符合礼仪的方式款待我们，他所抢劫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接受了呢？万章又提出这样的问题。

孟子说：“不可”，不可以。然后他引《尚书·康诰》中“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一段，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杀越人于货”，就是后来的成语杀人越货。“杀”是杀人。“越”是抢劫。“于”犹“与”，和的意思。“人于货”，人和货。“闵不畏死”的“闵”，通“暋”（mǐn）。今本《康诰》就作“暋”，强悍的意思。“凡民罔不譈”的“譈”（duì），是怨恨、憎恨的意思。这些杀人越货之徒，强悍而不畏惧死亡，老百姓没有不憎恨这些人的。

“是不待教而诛者也。”，这些人不用教化就可以杀掉，孟子引用《尚书·康诰》中的上一句话最后得出这个结论。用今天的话说，这些人可以直接判处死刑。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殷代受了夏的天命，周代受了殷的天命，而是说对杀人越货者，可以直接判处死刑，夏代、殷代、周代的法律都是这样规定的。翻译过来就是，殷朝继承了夏朝这条法律，周朝继承了殷朝这条法律，都不愿更改。夏、商、周三代的法律对于杀人越货者的惩罚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待教而诛”。

“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烈”是严重、厉害的意思。杀人越货的现象在今天更为严重了，怎么能接受这些人的礼物呢？是绝对不可以的。

万章又问：“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现在的诸侯从百姓那里夺取财物，就像拦路抢劫一样。这些强盗、窃国者，如果他们做到了礼貌周到，那么君子就可以接受他的聘请吗？老师请你讲讲，这是什么道理？到了这里，万章才把问题点明，我们也才了解到万章的真正用意所在。所以，万章很会提问题，他既是孟子的学生，同时也是孟子的一个辩手。

其实，每个老师都需要有这样的学生，不是老师说什么都对，不是一味地附和，而是不断地向老师发问，甚至向老师提出质疑，逼迫老师回答自己的问题，这样才是好学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孟子的一些想法，就是在万章的逼迫下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万章。

在万章看来，当今的诸侯也都是些不法之徒，是窃国大盗，用《庄子》的话说，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我们看到有人小偷小摸，便称他是强盗、盗贼。可是那些所谓的诸侯，他们也是杀了自己的国君，抢夺了别人的国家，也是盗贼，是更大的强盗。别看他们道貌岸然，装模作样，可是翻翻他们的历史，实际污秽不堪，也是靠盗窃起家的。难道因为他们做了诸侯，给我们送来礼物，也做到了礼貌周到，我们就要接受他的礼聘，出仕为他服务吗？万章的问题很尖锐：老师，你平时教导我们要以正道出仕，不可“枉尺而直寻”，不可违背原则获得出仕的机会，可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看看各国的诸侯，哪个不是窃国大盗？他们与拦路抢劫者有什么不同？

万章的说法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并非没有根据。战国时期的很多国君都是靠窃国上位的，其中最有名的是齐国的田氏代齐。齐国本来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为姜姓吕氏，后陈公子田完逃到齐国，任工正，其后代不断发展壮大，到其八世孙田和时，终于取代姜齐，建立了田齐国。为了夺取政权，他们大斗借出、小斗回收，以此收买人心，使“齐之民归之如流水”，又不断杀戮姜太公的子孙，夺取他们的封地，为窃国消除障碍。这些人难道不算是强盗吗？接受他们的聘用难道就不算是违背原则吗？万章的问题是很尖锐的。所以就像金安平教授所说的，万章很会提问题。

一个思想家，身边一定要有这样的弟子，像颜回之于孔子，万章之于孟子。我听说万章的墓就在邹城附近，但这次没有时间去看了，昨天有朋友专门去拍了照片，我感觉还是简陋了点，其实可以修葺、完善一下，因为万章对儒学的贡献是很大的。

对于万章的问题，孟子是怎么回答的呢？“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孟子说，我承认，今天的诸侯大多数不是好人，是窃国者，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你认为如果有一个王者出现，他是把今天这些诸侯等而同之，统统杀掉呢，还是把经过教化却仍不肯悔改的杀掉呢？“比”是等同的意思。孟子的意思是，假如有一个王者出现，实现人间的正义，他也只能将其中不肯改悔者杀掉，而不会对所有诸侯都进行惩罚。所以，孟子的看法更为务实一些。孟子虽然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有现实的一面。在这点上，他不像万章，万章毕竟年轻，年轻就容易偏激。偏激虽然有时蕴含着深刻，但终归不是常道。相比较而言，孟子的态度要现实、合理些，也更可行一些。

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是一直存在的，例如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中最早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其实都是有原罪的，如果严格查起来的话，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违法乱纪的行为，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那你说怎么办？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送到监狱里去吗？显然不可能，也不现实。合理的做法是对其中罪大恶极者给予惩罚，情节轻微者，既往不咎了。法律上也有追诉期，过了追诉期，可以免于处罚。

“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如果把不归他所应有而取得的称为强盗，这是把“强盗”的含义夸大到了极限。对强盗是要惩罚的，但是要对强盗的含义做个限定，不能无限扩大。出于道德的义愤，将所有统治者都称为强盗，是不恰当的。

“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孔子在鲁国出仕时，鲁国人打猎，互相抢夺猎物。孔子一高兴，也跟着别人去抢夺猎物去了。“猎较”是打猎时互相争夺猎物，将抢得的猎物用于祭祀。今天一些少数民族还有这个习俗，打一只羊，大家骑着马互相抢。猎物都可以抢夺，国君送来礼物，为什么不能接受呢？孔子是“圣之时”，他待在一个国家，就尊重这个国家的习俗，入乡随俗，只要不伤大雅，不违背原则，都是可以的。

万章接着问：“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也？”孔子出仕不是为了行道吗？万章依然穷追不舍，他问孔子出仕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行道？孟子说：“事道也。”当然是为了行道。万章就接着问：“事道奚猎较也？”既然是为了行道，为什么要跟人家抢夺猎物呢？但接下来孟子的回答有些疑问，让人看不清逻辑关系，似乎有点答非所问。有学者说，这里可能存在缺简，古书是用竹简抄写，然后用丝线编联，如果掉了一支简，就会少一两句话，我们读起来就会觉得突兀了。我写《孟子》解读时，也只能按照字面意思串讲一下。

孟子说：“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这里出现两次“簿正”，但用法不完全一样。前一个“簿正”是以簿来正，“簿”是册籍，“正”是确定、决定，是说孔子根据文书规定祭器、祭品。后一个“簿正”是簿之所正，可以将其理解为名词，指文书上所规定的祭品。所以这两句是说，孔子先根据文书规定祭器祭品，不用四方珍奇的猎物充当文书中所规定的祭品。但孟子为什么这样回答？与万章上一句的问题是什么关系？这里不够明确，这个问题先放下，存疑。 一向喜欢追根究底的万章对孔子的回答没有表示疑问，似乎他已经理解了，于是转移话题，“奚不去也？”问孔子为什么不辞官而去呢？按照孟子和万章的前后对话来看，这里确实可能存在着缺简。

孟子说：“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为之兆”需要解释一下，“兆”是征兆，这里用作动词，指占验事情的结果。孔子在鲁国出仕，是想看看自己的主张能否行得通。虽然我怀抱理想，但还需付诸实践，看看能否将国家治理好。后来经过实践，我的学说、主张是可行的，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可是国君还是不信任我，不去实行我的主张。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辞官而去了。

“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淹”是停留的意思。所以孔子没有在一个国家停留超过三年的。“三”在古文中不一定具体理解为三，可以理解为多次、若干的意思，但这里可以理解为三年。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是为实现他的理想、主张。如果没有机会实现的话，他就要离开了。所以他待在一个国家的时间都不会太久。

“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孔子到了一个地方，见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主张、理想而出仕，这叫“见行可之仕”。到了一个国家，因为国君待我礼貌、周到而出仕，这叫“际可之仕”。春秋时有些国君礼贤下士，延揽人才，因这种情况出仕的叫“公养之仕”。

“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季桓子就是季孙斯，是春秋时鲁国的卿大夫。当时鲁国是三桓执政，把国君晾在了一边。像季桓子的父亲季平子，就曾赶跑了鲁昭公，让其客死他乡，自己摄行君位近十年。不过到了季桓子时，声望、权势有所衰落，其家臣阳虎掌控了权利，甚至一度囚禁了桓子，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阳虎在《论语》作“阳货”，就是假惺惺要拜访孔子那位。后季桓子联合叔孙氏和孟孙氏，赶跑了阳虎，重新执掌鲁国之政。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孔子为鲁司寇，摄相事，夹谷之会斥退莱夷，使齐人归还郓、讙、龟阴之田，主持隳三都以强公室。当时鲁国的国君是鲁定公，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季桓子之手，故孟子举季桓子，而不说鲁定公。

“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辞官离开鲁国后，到了卫国，寄住在子路妻子的兄长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居鲁得禄几何？”你在鲁国拿多少俸禄啊？孔子回答：“奉粟六万。”每年有粟米六万。司马迁没有说到单位，一般认为是斗，也就是六万斗。十斗为一石，那就是六千石。不过《史记正义》有个说法：“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孔子的“粟米六万”实际是小斗，只相当于汉代的两千石。汉代太守称“两千石”，就是说他们的年薪有两千石粮食。孔子的俸禄与后来的太守相当，也是两千石。二千石相当于今天多少粮食呢？汉代一石为2市斗，一市斗为13.5斤，那么一石为27斤粟米，这样算下来，二千石为54000斤粟米。一个人一天如果吃一斤粟米，一年需要365斤，故汉代的两千石可以养活近一百五十人了（54000÷365≈147.9）。如果春秋时的一石与汉代相差不远的话，孔子的“奉粟六万”确实是高工资，算是待遇优厚了，所以孟子说是“际可之仕”。不过后来卫灵公听信谗言，派人监视孔子的出入，所以孔子的高工资没拿多久，就只好走人，继续周游列国了。

“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春秋时卫国没有孝公，所以人们推测应该是卫出公辄之误。辄是灵公的孙子，本不该由他即位。但灵公的夫人南子风流成性，私通宋公子朝，闹得沸沸扬扬。太子蒯聩气愤之极，指使人刺杀南子，失败后流亡他国，所以就由他的儿子辄即位了。出公执政时，孔子由楚国再次来到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他的弟子多在卫国出仕为官，故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卫出公当时想重用孔子，子路就问孔子：“如果卫国国君请您来执政，您打算首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我一定首先正名分！子路没有理解，脱口而说：“老师您太迂阔了！为什么要首先正名份呢？”孔子于是发表了著名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议论，将子路训斥一顿。

以上是9.4章的内容，本章表面上是在谈交往，但关注的还是出仕，实际讨论的是出仕的正义性问题。战国时的诸侯大多为窃国之君、不义之人，这时候还应不应该出仕？出仕是否还具有合法、合理性？如果说强盗的东西不能接受的话，那么，为什么更大的强盗，窃国者的礼聘反而可以接受呢？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万章提出的疑问。

对于万章的问题，孟子首先指出，不宜对强盗概念做太过宽泛的理解，一般所说的强盗，主要还是指偷窃财物而言。至于窃国，原因比较复杂，且有些年代久远。如果将今之诸侯都称为强盗，不仅将强盗的含义无限夸大了，而且思想也过于偏激了，走了极端。因为即便有王者出现，实现人间的正义，也只能将少数罪大恶极者法办，大部分人只要悔改，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儒家在出仕问题上，既是理想主义，又是现实主义，是理想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孔子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反映了儒家基本立场。所以关键在于有道、无道，在于国君是遵从道，还是违背道，而不是一味地追溯其原罪。在这个问题上，万章钻了牛角尖，失之偏颇。

相比较而言，孟子在对待今之诸侯的问题上，采取了更为现实的态度，看表现不看历史，对具体的诸侯做具体分析，认为只要有意行善，乐意从道，都可以出仕，与其合作。而出仕的原则包括“行可之仕”“际可之仕”“公养之仕”，有机会行道而出仕，因礼遇周到而出仕，因国君养贤而出仕。这实际就是孔子的出仕态度，孟子对其做了概括而已。

所以9.3章与9.4章虽然是讲交友、交往，但实际还是谈出仕，涉及国君、天子如何交友，实际是以友对君臣关系做了限定，从交友、交往的角度对出仕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