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的城市战略属于“行政性战略”，定位策划被边缘化。所谓“行政性战略”区别于民间智库战略，属于国家战略范畴，即由国家机构同意安排的战略规划，也是国家职能部门的事情，与民间战略顾问、策划人关系不大，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策划。所以，一线城市的战略定位策划更多地是指项目性定位，即某块区域的战略定位。

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性战略概括，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其任务是依据国际、国内情况，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筹划、指导国家建设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达成国家目标。北京、深圳、上海、广州都是这样，还有一些直辖市也是这样，这些城市的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通过行政化手段实现。

其实，一线城市的城市升级需要民间智库人士（咨询师、策划人）的参与，但都是具有行政头衔的机构在做（策划），基本上以“学院派”学者、研究人员为主，出现了中国的大城市问题——大城市病，越维护秩序，秩序越乱，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代人的问题，是时代的后遗症。一线城市要从“行政性战略”中突围，要听取市民和各类专家意见，这类专家应该是以公共利益为重的企业家为主，辅以民间智囊人士。

智慧来自民间。深圳的机动车号牌资源，10多年前经历了一次自主选号，采取“数字＋字母”的方式。我提出把5位改成6位，这样号码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乱，似乎老百姓一夜之间都懂英文一样。5位改成6位就有近一百万个号码资源，机动车过百万时，再用26个字母＋5位数又是近260万个号码资源，合计约360万个号码资源，远远高出现在的机动车数量。如果早早引入竞拍号牌制度，政府也会有很大一笔财政收入。

我一直反对房地产限购，只要用信贷调节就可以起作用，现在看来也是对的，但我支持深圳的汽车限购，最终汽车还是限购了，但是深圳汽车的保有量已经给深圳的发展带来不小的负担。其实，这些不仅仅是我能看到，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人都能看到。所以，大城市的发展要从“行政性战略”中突围的关键还是思维方式的突围，并且思维突破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一个城市人口超过500万，就是超大城市，大城市病也随之出现。在大城市病业已形成的情况下，大城市要在三个层面进行战略定位：一是建新区，二是旧改，三是人文保护与发掘。既然如此，一线城市（直辖市）在总体战略的前提下进行地块式战略定位策划，即某个区域的地块策划（规划设计），因为多是地块式策划，通常以“泛商业地产”、旧城改造的战略定位策划的形式出现。

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有两种路径可以借鉴：

第一种，以美国为典型，先是重点发展大都市，出现很多城市病，就像中国现在的“北上广深”。20世纪50年代后住宅郊区化并带动产业、商业向郊区转移，深圳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第二种，以德国为典型，在全国均衡布局、适度开发，重点发展中小城镇，没有超过500万人口的城市。德国生活环境优美，城乡差别小，房价几十年没有大涨过。德国的模式正是中国目前城镇化需要认真思考和借鉴的城市开发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