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不容已之情”究竟语出何时、何处，本人无从考知。但有一点很清楚，在宋儒中这种说法十分罕见，朱子文本中不乏“不容已”这一表达式，但多为“理不容已”“义不容已”，换言之，在朱子为代表的宋儒那里，“不容已”多与“理”之自发性、自主性联系在一起，所谓“物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春华秋实，四季更替等皆属于此“理之不容已”。当然在朱子那里也偶见“人心不容已”的说法，如“尽心自是不容已”，又如“见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其事所当然而不容已者也”。检视王阳明的文本，“势不容已”“不容已之义”“性分之不容已”一类的说法与朱子的说法并无不同，“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亦可以说是“尽心自是不容已”的一个“变式”。但王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中非常明确地把一体仁心的感通无滞与“自不容已”联系在一起：“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王阳明之自信心（“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狂者胸次（“……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抵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入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责任感（“……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纳诸沟中者……”），以及传道使命之紧迫感（“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仆与二三同志，方将请事斯语，奚暇外慕?”），凡此种种生命本怀皆出自“一体不容已之情”。确实，“这已经不是程明道的‘万物静观皆自得’这一春风和气了，这和四百年以后的谭嗣同‘厄运就要到来了!’的呼喊很相似。这是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一种迫切的心情，这也是朱子憎恶的‘张皇迫躁’”，“生生不容已”“一体不容已”“生机”“生生不息”“生机作用”“本来生机”“生生命脉”在晚明成为一种“时代的思想情绪”，“若求其在思想谱系上的脉络，那就可以在良知与万物一体之仁的结合这一点上找到”，这种“好动的倾向”，越到晚年越强烈，即“万物一体的意识越强烈，好动的倾向也越强烈”。439　　

　　一言以蔽之，由于这种一体不容已之情，儒家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关怀、社会性关怀。就这种关怀的目的就在于让这个“一体”的仁与乐得到充分的畅遂而言，它又是通过社会而超社会的、通过政治而超政治的；就这种关怀乃是出于一体不容已之情而言，它又是通过道德而超道德的。所以，我们很难从一个面向去界定这种一体的仁与乐，任何一种简单地归类与定性都有化约主义的危险。设想王阳明在世，面对现代性背景下的学术追问，或许他的回答是，一体的仁与乐就是一体的仁与乐，说似一物即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