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6日

百年来中日斗争，中国吃亏的不仅在武器、国家机器的无能，更重要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渗透远超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中国对日本的渗透都谈不上）。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间谍资助、策动俄国革命，影响了战局。

2014年2月8日

李鸿章裱糊治军，海陆军统帅或无能或怕死，这样的军队失败是必然的。反观朝鲜战争，志愿军里20多岁的士兵能整团整师被冻死而不后退，军魂是不同的。

2014年3月24日

我觉得，汤因比在西方世界里会被认为是五毛，毛左。

汤因比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世纪里，与池田大作对话，对中国文明寄予如此厚望说明真正的历史大家，思想都是超越时代的。26年前与一帮小伙伴争论对话录的情景又隐隐浮现。

2014年4月4日

中国——不是指商业，而是当今及未来的社会，这个民族最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两个核心引擎：许以自由，许以创新。那么多限制、那么多世故、那么多阴险、那么多刁难、那么多扼杀、那么多诛心、那么多藩篱、那么多无知，这个社会怎么会变好？让中国成为许以自由与创新之地，让机会之门为所有人打开！

2014年4月11日

中国的问题确实在于文化积淀的思维模式。中国的乱象，根源也是出于此。

2014年6月9日

中国文化的宿命是很容易从历史里找到各种整人的技术，却很难找到划分思想时代的伟大观念，诸如阿伦特从纳粹史与犹太人灾难里看到的“平庸之恶”，振聋发聩。

2014年8月28日

当今文青有两大时髦：一是面朝大海，有一所房子，春暖花开；二是仰望天空，康德的天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两者合在一起，叫格调、格局，或境界。

我也崇敬康德，但至今也不认为中国的道德重建需要从康德那里寻找种子。

《尚书》云：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比星空道德律早3000多年。

《论语》里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当今中国的问题，岂不正是与此有关？不能因为有伪君子，就否定君子。

余秋雨在《君子之道》阐述君子这个理想人格类型的方方面面，总要有人说。余秋雨说，微斯人；现在说，当其时。

2014年9月10日

启蒙是中国文化反本开新还没有完成的任务。启蒙、反本、开新的文化使命，需要新一代后继者完成。

2014年9月18日

九·一八纪念日：伏恶勿善，其患不生。百年纠缠，恩仇未解，忘战必忧，警钟长鸣。

2014年10月4日

站在历史角度看，只有两类反抗是有必要的：一类是反抗外部侵略与暴政（衡量暴政的最低标准是民不聊生）的斗争，即独立与民生是人类底线价值。另一类是精神自治式的反抗，任你帝王权贵，神仙魔鬼，皆不受命。形可灭，思想不可屈。其他的反抗，都是作秀与愚蠢。

2014年10月5日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前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名人、学者、文化人及其后代，需要担负更大的责任，此谓气节。做跑堂卖报纸，哪里没有一口饭？

2014年10月7日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总体特征，对今天中国人的人格及心智依然有影响：一是傲慢自大，但缺乏攻击性。佛教有善辩、折服外道的传统，中国的思想厌恶争论、以论辩折服对手的逻辑思辨。二是封闭排外，却没有杀气（征服欲）。基督教有主动传教、甚至强制教化的传统，中国文化则是严夷夏之防，即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即可。

最显著、最有影响力的变化，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身份化群体的消失，因为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现在还论证什么新儒家复兴、士的崛起、知识精英改变社会等，已经有些落伍于时代了：今天的每个人都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成为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终身学习、自主判断、持续思考。

中国人的宇宙观：常人顺观，迷于万有；高人逆观，万物归宗；圣人不观，随应变化。元素、时间、方位、数字、德性皆备，三即八卦，故曰三生万物。道生一，无极生太极；一生二，太极生阴阳；二生三，阴阳生八卦。老子，逆观万物者也；孔子，随应变化者也。高人无辙迹，圣人有徒众。高人出世，圣人入世。

2014年10月20日

人类的物质与精神创造的结晶是文明，文明的结晶是高尚的人格。从一国、一民族、一社会、一家庭（家族）、一个人的人格，可以看到其文明的水平、境界、高度。

印度诞生于甘地，尤其是甘地的思想，超越了宗教、种族、民族、政治意识形态，令人震惊。甘地提升了印度的文明境界。

中国文明的材料里，缺少甘地思想这味“药”——非暴力、宽恕、无畏，简言之，爱的信仰。

江湖险恶，你需要内心强大

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将内心强大挂在嘴边，我都没有太在意。朋友们倒是觉得我的内心很强大。但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内心强大的自我感觉。什么叫内心强大？我来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一直以来，我认为内心最强大的是两类情境：一是母亲的护犊之情，即母性；二是陷入爱情的女人。与这两种无比强大的内心相比，男人及不在此状态的女人，大多数时候都是脆弱的、渺小的甚至虚伪的。

母亲与爱情中的女人，她们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但往往说出惊世的语言；她们没有任何的资源与背景，但是往往能做成不可能之事。

作为男人，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母亲比父亲更加无私、无我。父爱当然也是无私、伟大的，但与母爱相比，从比例上、程度上，母爱都更加直接、纯净、无我。

我曾留意观察了国外母亲与子女的关系，通过文学作品、影视、公开出版物及文章的“第二手”观察，我认为中国母亲的母性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甚至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这样的华人社会也不能比，严格地说，是大陆特色，尤其以1950年左右出生的大陆女性，也就是出生在“文革”期间女性最显著。80后的母亲，已经开始有所变化。

这个历史阶段的母亲，经历了最艰难、物质最匮乏的时代，似乎养成了她们“无条件关爱”的独特品性，这种独特母性的力量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这一代母亲，在物质最匮乏的条件下，是用她们的爱心哺育了下一代，她们的内心是无比强大的。

说到爱情中的女人，她们的内心也无比强大。琼瑶小说里的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主角并不是虚构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些爱一个男人，仅仅因为爱所以爱，而没有任何条件的女人，她们的内心是无比强大的。

在爱情状态里，女人往往变成了哲人，而男人常常是欲望或快感的奴隶。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当两人坠入情网的时候，罗密欧说了一大段海誓山盟的甜言蜜语，朱丽叶是这样说的：“充实的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富丽，只有乞儿才能够计数他的家珍。真诚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读到这里，真是让人佩服恋爱中的女人的智慧！这样的女人，内心的强大超过恋爱中男人的想象。

内心强大，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也未必是被险恶世界所逼，只要一个人内心充满真诚的爱，其内心就一定是强大的。无论爱的对象是一个人，还是一份工作、一个物件。

乔布斯在斯坦福演讲里说道：“人生短暂，你没有必要将时间花费在那些不喜欢的事情上。你要找到你喜欢的事情（Yon must find what you love）。”乔布斯用的是“Love”。

爱是一切的根源，爱是内心强大的唯一来源，其他的强势技巧皆是小道，甚至是歪门邪道。

我的看法是，内心强大与世界是否险恶其实没有关系。相反，如果你真的认为世界险恶，所以你要内心强大，我敢断言，你永远也不会内心强大。因为你的内心已经被你认为的险恶世界同化乃至异化！

就像儿女是否听话出息，并不构成母爱的条件或前提，男人是否都好色，并不构成一个女人对心仪男人释放爱情的条件，世界是险恶还是光明，应该构成内心强大的背景或理由吗？

发自内心的、自发的、真实的爱，是内心强大的原动力。找到这个爱，你将感受到什么是内心强大。

世界不是为任何人就应该变得没有障碍，或你眼里的不险恶，他人没有义务一定要为你的利益开绿灯或提供帮助，所以，有困难或别人没有帮助自己，就认为世界险恶，这本身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唯我至上的错误认识，这个认识对人的伤害恐怕比世界及他人的“真险恶”害人更深——这个认识让人陷入自我的黑暗之中。

我谈个人对内心强大的理解，倒不是否定这本书值得一读。总体来看，这本书还算是“正道”的人际关系学，比那些心理操纵术、装13技术、催眠交流术等要好得多。

认识世界、洞察世界、理解他人的意图、了解事物规则，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认识本身未必能解决自我的问题，重要的是自己的方向在哪里——你所爱的是什么？自己没有了方向，哪里的风都可能是逆风。

路最终需要每个人自己选择、自己走。我们能做的只是指出一个路径，或者再多些，为正道上添加一些有价值的路标。

认识世界，不要轻易地以自己的情绪加上险恶或美好的判断——世界大多数时候，其实不美好也不险恶；让自己内心强大，未必需要特别的技巧，或许只要你的内心有简单直接的爱，你就已经变得内心强大。

精神自治

《反抗者》没有出版前，与潦寒有过一次简短的QQ对话，话题是为什么没有写中国的反抗者？潦寒在《自序：士大夫的终结与知识分子精神》里做了回答：中国能够当得起“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即符合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三条件：独立人格、坚持社会良知的批判精神、与权力保持距离，有吗？潦寒在自序的末尾写道：我长叹一声，决定放弃。

《反抗者》的18位反抗者绝大多数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无形中会落入对“诺贝尔价值观”争议的陷阱：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宗教意识形态”标准就存在争议，至少我本人认为这条宗教意识标准的评选原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并不代表普世价值观，不应该作为一个有否决权的评审标准。

18位反抗者里，当然也有对诺贝尔文学奖反抗的，著名的萨特明确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拒绝一切官方的荣誉”。显然，萨特明白真正的反抗者与权力名誉之间的界限。

中国没有萨特，没有波伏娃，自然更没有西蒙娜•薇依（1909—1943）——在《反抗者》的18人里，这位只有34岁生命的女性最令人我震动。

屈原能否类比贝多芬？庄周能否类比潘恩？李贽能否类比萨特？柳如是能否类比薇依？中国有没有精神意义上的反抗者？

上述类比从逻辑上看并无多少意义，却可提供一个对照的视角。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除了庙堂与江湖、春风得意与怀才不遇，是否创造出更具普遍性、超越性的精神价值？

中西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对比，不仅有历史的局限性，还有文化或精神取向上的差异：从屈原开始，到东汉的党锢之争，明末的东林党，晚清的康梁，近代的孙中山，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没有出现过一次，知识分子为了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与公正而向当权者反抗的历史事件。参与任何党派、群众运动，都不属于本文讨论的精神自治的反抗者范畴。

司马迁对李陵的同情，与左拉对德雷福斯案的控诉；革命党人对秋瑾、陈天华的声援，《苏报》案，与萨特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121宣言”，确实不在同一个精神境界层面。

对无关自己的他者权利、正义、公正，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沉默的，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或喉舌的“知名”知识分子（如今这些人被称作“公知”），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对照《反抗者》里的18位名人，最需要中国反思的是中国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为何缺乏为人类公义或他者权利拍案而起对抗权力的精神？

中国不缺乏不平则鸣的反抗者，不缺乏怀才不遇的牢骚客，不缺乏可以将5000年文明一笔否定的“香蕉派”，不缺乏不同政见者，不缺乏与当权者反目成仇的文化大家，但就是没有与生俱来、至死不渝的独立精神或反抗者。

从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到许纪霖等的《启蒙的自我瓦解》、《启蒙如何起死回生》，通过全球视角的比较，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中西方知识传统的差异：西方自近现代启蒙运动起，逐步确立了“精神自治”（知识自治、大学自治、舆论自治等）的社会共识、体制保障与文化意识。

缺乏“精神自治”的意识、体制与氛围，比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个伪命题更切中中国历史的千年痼疾：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知识精英，从来没有反抗权力的胆量与技巧，选边站队倒是家常便饭。

有人举出熊十力、梁漱溟，甚至陈寅恪、梁思成、王亚南等，这些学者，有几个不是在被权力始乱终弃后，才不得不以苟且偷生换得所谓清高的名声？钱穆、胡适，甚至李敖、龙应台等，也少不了与权力的眉来眼去。

中国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想、情感，总是与个人的利害得失、亲疏远近密不可分：或者是为了利益与权力，或者是出于圈子（朋党）的考量，或者是为了作秀，或者是为了谄媚，非此之外的无关者的命运是很难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精英，敢于冒个人身家被毁的风险，去公开反抗的。潦寒说：“我们缺乏足够的道德勇气，谎言才在阳光下朵朵盛开。”

看看当今微博上表演的“公知”们：一面痛斥体制，一面心安理得地享受体制红利及福利；一面批判特权，一面将自己的权利美化为人权；一面鄙视贪腐，一面巧妙地利用贪腐获取利益；一面向小月月秀出爱心，一面对小月月背后的阶层处境无动于衷。毫不奇怪，在这些“公知”的逻辑里，只有与他们一样的成功者的利益与情感，才是需要得到保护、呵护甚至崇敬的；社会之所以有穷人，是因为他们缺乏社会竞争力，成为强者就能实现社会公平。

钱谦益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将中国历史士大夫在文场、官场、生意场、情场的软骨症人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金石书法、道德文章、风花雪月、民族大义，都是为自己利益、名声、权力、享受服务的工具。这种精神人格的软骨症，比所谓“汉奸”的毒害更深。

《反抗者》对于中国的意义，恐怕就在于要揭开中国历史精神软骨病的根源，就是要以他山之石来证明：知识及人类精神本身必须具有对一切权力的独立性，或者就是要有合法地、故意地反抗权力的意志——无论这个权力是宣称代表着普世价值还是人类的根本利益。

一个可以随意以莫须有的理由让权力眼中的反抗者消失的社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看一看34岁死去的薇依的观点。

波伏娃记述与薇依的一次讨论，薇依以果断的口吻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革命，它让所有的人有饭吃。”波伏娃反驳道：“问题不在于造就人的幸福，而是为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薇依以蔑视的神情打量了波伏娃一下，说：“我清楚，您从来没有挨过饿。”

对一切被压迫者来说，只有两种精神解脱方式：革命或者宗教。《反抗者》选择了前者——革命，不仅是投身政治或军事的革命，更重要的是思想的革命。

薇依用思想与生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超越了献身给革命的当世意义，变成人类个体反抗精神的标杆。

薇依对于宗教的态度另类，却与本人若合符节。薇依有上帝的信仰（凡是不幸者被爱之处，上帝总在），但反对受洗、加入教会，这位勇敢的女性如是说：“我的天职是做一个教会之外的基督徒。”这也是本人对一切宗教的看法：只有在没有了一切教会、寺庙这种组织形态的社会，才会有真正的信仰。在此之前，一切宗教、教会、寺庙的组织形态都是世俗权力的变种。

人类反抗一个世俗权力，已经很难、很累了，这个“利维坦”，人类尚且没有完全驯服，哪里有能力再多反抗一个权力的变体？

反抗者并非是故意要做“刺头”，至少在人类精神得到表达的自由与个人权力得到法制的保护之前，反抗者是对权力的精神制衡力量。

消灭这些反抗者，任何人将得不到尊严，结果只有一个：所有人被奴役，或者被那个唯一的独裁者奴役，或者被侵略者奴役。

正如薇依所揭示的真理：反抗的存在，因为有压迫与奴役，及其制造的人间悲剧的一切变种：饥饿、战争、恐怖、恐惧……

潦寒在《反抗者》的扉页上写了一句高深的题词：有多少思想，就有多少反抗。

我倒是认为潦寒的这句话更能概括反抗者的精神特质：宁受奴役，不做奴才。

寻找中国社会的优质元素

因利益而分裂的社会、对立的阶层情绪、不敢信任的人际关系、没有信仰的心灵、谎言与假象的生活环境、以利害义的价值观，中国在富裕的同时，很多中国人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变成孤独的个体（或私属群体），除了蜗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已经找不到与社会联系的平台。

人生应该怎么过得有价值？我们在忙碌奋斗的时候，能否感到充实？我们是否可以在生活压力面前，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是否可以生活在一个公平、干净、美好的社会里？或者我们的孩子能否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

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开始接触这个社会，我们是否会感到害怕？担心孩子在充满如此多诱惑、假象、谎言、欺骗、暴力的社会里如何安全幸福的生活？更不用说还有至少10亿中国人需要为温饱、每日的开销而发愁、而背井离乡、而失去尊严？

美国、冰岛、希腊，一个个西方文明的丰裕社会，卸下美丽的面纱，露出丑恶、黑暗的一面。中国仿佛又如100年前一样，被卷入世界权力角逐的大漩涡中。

中国人未来将生活在什么社会里？我们怎样让这个社会朝着正确而美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必须做出选择：建设价值还是破坏价值？

能否形成一个未来中国人生存空间的“理想型”：包括社会、商业、文化、思想、人性、民生、政治、传统、历史等与中国人生存相关的所有元素。在当今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寻找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之根”？

梁启超倡导少年中国，为的是击破数千年经学、专制政体下暮气沉沉的老大中国；谭嗣同以冲破网罗的决绝精神，构建以“仁”为核心元素的新社会体系；康有为则借中国原古“大同世”之名义，描绘民主自由之新社会图景；孙中山以建国大纲的实业蓝图，将三民主义理想落到实处；陈独秀、鲁迅以新青年为号召，改造新一代之思想，创建新社会；毛泽东以中国经济的停滞与社会的局部混乱为代价，实现了对3000年中国传统基层统治根基（宗法社会、祠堂文化）的颠覆与清洗。

中国人不能忘记这些先辈的理想与曾经的奋斗，他们虽然都以政治及军事手段实现理想，但我们要看到，这些先辈的理想本身是为了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或某一群体之利益——这就是理想，是一种有人格尊严的信仰。

失去了这种理想，我们最终将沦为私利的奴隶，社会终将倒退为3000年前贪腐权贵之温床。一如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所描述的中国传统社会，这种社会最后只能以被剥夺了生存及尊严的广大民众的革命而结束。

未来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富裕、稳定、和谐、低碳、生态，这些都是美好的结果，中国更需要寻找这些结果得到驱动之因——中国价值，组建中国社会的优质元素。只有找到并重建中国价值，才能真正使富者有廉耻、穷者有志气、困者有关怀、腐者无舞台。

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走完奋斗的过程。今天中国社会缺少的是对未来的责任：政策、企业、个人为未来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想了多少、做了什么？除了脱贫的需求、财富的欲望、个人的家产外，有没有想过当代人能留给下一代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小家无忧或是移民海外，就解决问题了吗？

这个居住着14多亿人口、自然资源最多彩的社会，究竟能否实现全民的普遍幸福？这取决于这个社会有多少优质元素成为大多数人信奉、护持、建设、分享的价值。

这是我心底的一个大愿，因年龄增长而越来越强烈。但是这种愿景还没有变成召唤与行动，我继续穿行在商业与理想的丛林中。我想，这或许是时辰未到——万物各有其时。

那就继续：活着，精进，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