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习于阿谀奉承，目习于奴颜婢膝，心习于乾纲独断，那就会小人当道。如何战胜“三习”，既是对领导人的挑战，更是对制度的挑战。

中国古代一直有着君子小人之辨，历代政治家也总是不断强调“近君子，远小人”。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小人往往会扶摇直上，君子则会受到或明或暗的排挤。许多人因此而痛骂小人，但却忘了一点，败家子弟是父母娇惯“训练”出来的，小人当道是上司喜欢“栽培”出来的。

清代有个大臣孙嘉淦，康熙末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雍正即位后，为了表现皇帝的宽宏大度和厉精求治，雍正下令让大臣上书议论朝政。孙嘉淦上疏提出三项建议：“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一看，勃然大怒。众所周知，雍正的帝位来历有点不明不白，尤其是雍正兄弟之间的骨肉相残，更是私下非议的谈资。而孙嘉淦的建议首条就是“亲骨肉”，这不等于直接揭雍正的疮疤？所以，雍正看到奏疏，当然怒不可遏，对大臣言：“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在旁边伺候的大学士朱轼，看见雍正很生气，情况很严重，于是缓慢迂回做答道：“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这一下，雍正回过味来了，想了一会儿笑着说：“朕亦且服其胆。”（《清史稿·孙嘉淦传》）此后，孙嘉淦一直受到重用。说起来，雍正在清代的皇帝里心胸不算开阔，但如果他真要同孙嘉淦斤斤计较，孙嘉淦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建树。

到乾隆登基，孙嘉淦已经是朝廷重臣，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相当于今日的最高检察长兼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面对刚刚上台的新皇帝，他板起一副前朝老臣的面孔，结结实实把乾隆教训了一顿。这顿教训，就是很有名的“谏三习疏”。

《清史稿·孙嘉淦传》完整记载了“谏三习疏”的全文，原文太长，大意是：哪怕皇帝仁孝诚敬、明恕精一、殚精竭虑、剀切周详，也要防患于未然；即便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也要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因为政治的腐败是不知不觉的，极盛之时肯定有不能察觉的隐患弊端，一旦显露，就会积重难返。而这些隐患，最主要的就是“三习”。

所谓“三习”，首先是“耳习”，即听惯了“皇上圣明”的称颂。“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开始是听不进逆耳之言，接着是说话本分不取巧则令人讨厌，最终赞扬得不够精致就等于无能。

其次是“目习”，即看惯了下面的唯唯诺诺。“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盻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开始只排斥桀骜不驯者，接着是疏远畏惧忌惮者，最终奉承得不够巧妙就等于忤逆。

再次为“心习”，即总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开始觉得自己理事高明，久之觉得天下无难事，最终会信奉“只有不努力，没有做不到”。

三习一旦形成，就会生成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听惯了阿谀奉承，君子的直言不讳难免会令人讨厌；看惯了奴颜婢膝，君子的耿直刚正难免会让人难受；行为上习惯了乾纲独断，君子的抗命不从难免会使人恼火。三习既成，下属就会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能听，刚愎自用，自毁根基。久而久之，衰败就不可逆转。尤其是小人的灵巧、揣摩、迎合、投其所好，更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所以，一不小心，小人就会占了上风。

即便皇帝厉精求治，如果自以为是，那么，最后也会日积月累走向反面。“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于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

尽管孙嘉淦说得如此透彻，但是，乾隆并没有真正听进去。乾嘉之交，成为清朝盛衰的转折点。孙嘉淦死于乾隆十八年，谥号文定。如果他活得长久一些，按照他的脾气，说不定也会因为“恶毒攻击”给自己招来祸殃；即便噤声，也会看到和珅之流的春风得意。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在一定程度上都同“三习”有关。从西周的强调殷鉴，到魏徵谏康太宗的“十渐不克终疏”，再到清朝孙嘉淦的抨击“三习”，应该说，同样的道理已经在历史上反复说过无数次，但是，古代王朝一直未能跳出“周期律”。这说明，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和克制，在治理国家中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仅仅依赖于这一路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习”问题。“载舟覆舟”也罢，“两个务必”也罢，都是一种不具有长远效应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