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思维的起点是抽象的、普遍的概念,而罗森茨维格的新思维的起点则是具体的、特殊的经验。
罗森茨维格说:“我真实地相信,一种充分的哲学必须出自从思想家的个人立场出发所从事的思想。为了达到客观的存在,思想家就必须勇于从其自己的主观境遇出发。被客观性所强加于我们的独一无二的条件是,我们考查该整个视域。”37
如上所述,罗森茨维格新思维所谓的具体的、特殊的经验,并非是传统西方哲学所倚重的单纯认知性的经验那种“病态的唯心主义思维”,而是现象学、解释学意义上的思想家所置身于其中的作为其主观境遇的“整个视域”,也即罗森茨维格所提出的“完好的常识”:“新哲学、新思维实际所从事的是,运用一种完好常识的方法作为一种科学思维的方法。”38它包括记忆、感觉、希望与恐惧等诸多因素,一言以蔽之,“完好的常识”也即个体的完整生命体验,个体的“生存”(existence)。
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罗森茨维格可以被视为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真正思想先驱。正如存在主义把此时此地的“此在”(Dasien)作为其哲学的基础一样,罗森茨维格亦把个体生命的“事实性”(factuality)作为其新思维的先设前提;同时,正如存在主义哲学里,此在使存在的时间性得以昭示一样,在罗森茨维格的新思维里,个体生命的事实性使存在的有限性、朝生暮死性得以真正凸出。于是对于罗森茨维格来说,从事哲学也即从事死亡,个体的、凡人的死亡问题再一次成为其整个哲学的思考开端。
罗森茨维格宣称:“一切之于大全的认识都源于死亡,源于对死亡的恐惧。”39这一论点与其说是来自人类哲学历史的考察,不如说是源于他自己切身的人生体验。作为一战的士兵亲身参加战争的出生入死的人生经历告诉了他,固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维亦把死亡和对死亡的超越作为其哲学的课题,但是由于其把个体感性的生命当作一种抽象的、狡诈的理性实现自身的工具,它们实际上既对死漠然视之,又没有真正解决人对死的超越问题。因此,为了真正进入哲学的殿堂,我们就必须重新正视个体生命问题,个体的必死性问题,像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那样,把个体生命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个体生死的至真至切的体验作为从事哲学思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参量。
这是一条有别于旧思维的从“全”到“无”道路的从“无”到
“全”的道路。在这里,“无”(nought)即柯亨的有别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普遍的“无”的所谓的“特殊的无”,其代表特殊、个别、有限,“全”(aught)则作为哲学的大全而代表了普遍、一般、无限。从“全”到“无”意味着把特殊、个别、有限的生命还原为普遍、一般、无限的非生命抽象物;而从“无”到“全”则意味着从特殊、个别、有限的生命出发,最终推进、攀升至其本身所内蕴的生命的普遍、一般和无限。
显然,罗森茨维格的思想价值取向与佛教的思想价值取向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佛教哲学以“无”立论,其“以死怖动人”(朱熹语),把死的问题、个体生命的无常的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由于其仅仅看到它的负面价值而主张遁入无之否定的彻底的虚无,从而实际上最终与“无”失之交臂。另一方面,罗森茨维格的思想价值取向亦与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思想价值取向迥异。尽管海德格尔把此在视为是“向死而在”(existing untodeath)并由此提出了“畏启示无”,同时尽管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对个体生命,对无的本体论意义给予了破天荒的肯定,但是与此同时他却从“无”到“无”地完全耽于对此在之无的自溺之中,而并没有像罗森茨维格那样把哲学看作是从“无”向“全”不断前进的旅程。“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死亡并没有任何动力。被死亡所规定的存在是一般人的存在,并且是被现象学方法所指导的本体论解释的对象。……然而,罗森茨维格却并不把他的分析限于这种存在之维。在死亡的永不停息的复发之中,存在的永新的阶段被形成。死亡每一次都被行动所克服,直到最终的阶段导致实在主义大全这一存在的最高形式。”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