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作为人类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乃是人害思维过程和意志行动相结合的产物，其含义简单说，就是决定策略或办法，是指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出主意、做决定的过程。这个词汇最早见于《韩非子·孤愤》：“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在英文中，决策就是decision或者make policy。

由此可见，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决策”的含义，都和国家政治生活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正确、科学的决策及在这个决策指导下的行动，必定可以实现既定的目标，反之，错误的决策及其指导下的行动，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尔朱氏集团在政治决策中存在着严重失误甚至是重大错误，以及在这种错误决策指导下的施政方针，乃是造成尔朱氏集团日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作为尔朱氏集团的缔造者与核心人物，尔朱荣执政期间的最大决策性失误，就是他在费穆（477—529，字朗兴，代郡即今山西代州人，原姓费连氏，匈奴族）等人窜掇之下而发动了“河阴之变”。“河阴之变”充分暴露出尔朱荣的残忍与反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恐惧与痛恨，从而使得尔朱氏集团过早地失去了人心。更重要的是，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将朝士杀戮殆尽，基本摧毁了北魏的官僚体系，造成了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尔朱荣即使在事变之后控制了北魏朝政，也不可能将统治维持下去。

这里有必要大致介绍一下“河阴之变”。

武泰元年（528）二月，孝明帝元诩被母亲胡太后毒杀，胡太后另立孝明帝的堂侄、只有3岁的元钊（526—528，孝文帝元宏曾孙、京兆王元愉之孙、临洮王元宝晖之子，在位仅45天）为帝。当年四月，尔朱荣以此为借口，率兵南下。四月十一日，尔朱荣在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同一天，洛阳东北门当值的河桥守将向尔朱荣投降。胡太后被迫削发为尼。十三日，尔朱荣先是派人将胡太后和元钊溺死于黄河，又以祭天为名，将王公百官二千多人诱骗至河阴。尔朱荣宣称，天下大乱、孝明帝被杀，完全是由于朝臣贪婪残暴、不相辅佐所造成。一阵责骂之后，尔朱荣就纵兵将这两千多手无寸铁的公卿百官全部杀害。这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河阴之变”。

众所周知，洛阳经孝文帝迁都以来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经过“河阴之变”以后，繁华热闹的洛阳城顿时呈现出一片恐怖凄凉景象。尤其是北魏的官僚队伍，更是遭到灭顶之灾。史书是这么记述的：“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窜，无敢出者。直卫空虚，官守废旷。”毫不夸张地说，北魏的国家机器已经陷于瘫痪！

对于“河阴之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尔朱荣事后显然也有所认识，为此他采取了包括向朝廷“谢罪”、为死难者加官进爵等措施，企图重建国家官僚体系。然而，终究由于“河阴之变”已将北魏的职官体系基本摧毁，所以，尔朱荣的这些措施虽然也招回来一些逃亡者，但是并不足以重建国家机器。万般无奈之下，尔朱荣只好放手招官，试图构建一套新的政权体系。然而，尔朱氏集团自身的落后性、野蛮性，决定了它根本就拿不出真正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策，因此在选拔官吏时，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章程而只能是任人唯亲。所以，这个由尔朱氏家族、亲信所拼凑起来的新官僚体系，根本就不可能运转北魏的国家机器。“河阴之变”以后，尔朱荣掌控下的北魏朝廷，吏治实际上更加腐败，统治更加混乱。

无数史实表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如果一味地恃强凌弱、残忍暴虐，是绝对不可能长久维持统治的。尔朱氏在掌控北魏政权的过程中，不能适时地调整政治方略，始终坚持暴力杀戮的野蛮做法，特别是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滥杀无辜，结果直接造成尔朱氏集团早早地失去了人心，引起了包括北魏皇室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从而成为尔朱氏败亡的重要原因。

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了。例如，高欢在起兵以后，高隆之（490—550，字延兴，本姓徐，自言高平金乡即今山东金乡人，其父徐干曾任白水太守，为姑婿高氏所养，故从其姓。隆之深得高欢器重，认其为从弟，位列“四贵”）替他分析形势，就说：“尔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众叛亲离，虽握重兵，其强易弱。”531年，广阿之战前，高欢对战争前景仍然心怀疑虑，段韶又给他鼓劲打气，说：“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强者，得天下之心。尔朱狂狡，行路所见，裂冠毁冕，拔本塞源，邙山之会，缙绅何罪，兼杀主立君，不脱旬朔，天下思乱，十室而九。”魏收也指出：“河阴之下，衣冠涂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终于夷戮也。”

高隆之替高欢谋划前景时所说的话，以及魏收对“河阴之变”的评价之词，清楚地显示出“河阴之变”大杀公卿朝士，实为尔朱荣政治决策中的最大失误。尔朱氏集团的最后失败，根子就在于失去人心，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从来都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