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以来，长期实行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同时发展的“混合经济”体制。印度工业在这一体制下运行和发展，计划和市场机制同时起作用。

混合经济体制是尼赫鲁“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其实质就是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同时并存，互相补充，合作竞赛，以这种公私经济混合的方式寻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尼赫鲁明确指出：“对经济中的两种成分同等对待”，“它们应该互相补充和合作，它们之间不存在冲突，的确我们的政策将是扩大国营成分，但私营成分同时保持自己的重要意义。”

混合经济是尼赫鲁“社会化真空”概念的逻辑结果。鉴于独立后随之而来的骚乱和屠杀，以及由此而成的巨大的物质破坏和难民问题，恢复社会秩序，尤其是恢复国民经济，提高生产成为印度独立后的当务之急。为了加强生产，尼赫鲁强调国家填补真空的历史任务，即不触动现有私人企业，而是将公共投资集中于私人经济以外的新的经济部门，建立新的国有企业。

建立公营经济的途径有二：一是实行国有化，二是建立新的国有企业，尼赫鲁倾向于后者。他认为将公共投资用于现有工业国有化，是浪费资源，因为它不增加国民生产反而使主要经济部门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被分散，被用于对资本家的补偿，因而，他将新建国有企业看成是建立公营经济的主要途径。国有化主要局限于外国所控制的交通、军火、金融等部门，公有制基本局限于新企业，现有企业基本处于私人控制之下。

1948年，尼赫鲁政府通过了“工业政策决议”。决议声明，印度政府将奉行混合经济政策，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同时并存，政府将帮助这两种成分的发展。1956年，印度政府通过了新的“工业政策决议”，将工业划分为三类，规定第一类中的17个重要工业由国家经营，第二类中的12个工业逐渐由国家经营，其余的第三类工业全部由私人资本经营。混合经济体制最终确立下来。

在混合经济体制的指导下，印度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公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投资较大、周期较长、收益较少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军火工业、公共设施、金融机构等。公营经济通过政府接管英国殖民政府原有企业、对私人企业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兴建而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公营企业在印度100家最大公司中的数目已增至36家，其中有的公营企业也列入世界“跨国公司”，如印度钢铁管理公司在世界43家最大钢铁托拉斯中名列第二十位。从公营经济的规模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对整个国家经济生活起着统治和支配的作用。从性质上说，它无疑代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图2-4 厂房建设

印度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也大力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积极扶植大财团的经济发展。印度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发展的措施，如实行垄断和贸易行为法、工业许可证制度，但总的来说，主要的是扶植，或这说是小限制大扶植。在政府和公营企业的扶植下，使本来就具有实力的垄断财团获得迅速发展。1951年拥有2亿卢比以上的财团只有9家，1981年已达100家，其中超过10亿卢比的有44家。私营大财团也向世界级公司迈进，1997-1998年度最大的20家财团的313家公司资产总和与236家国有企业相差无几，他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其中最有名的财团有安巴尼财团、塔塔财团、比尔拉财团。

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计划经济最早的国家之一。尼赫鲁将经济计划化看成是经济起飞的关键，是争取经济发展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混合经济模式正常运行的前提和保证。计划的实质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对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成分的发展实行国家管理与控制，由国家进行调节，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尼赫鲁表示：“应该给私有成分留出大量余地，但一般而言，它必须与计划保持一致。如果计划不包括所有这些公有或私有活动，那么计划就不成其为计划”。

1950年，印度设立了直属内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尼赫鲁任主席，1951年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尼赫鲁政府时期，印度实行了3个五年计划。印度基本上摆脱了殖民经济形式，走上了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战后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道路的亚洲国家中，印度成为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建立了一些技术性较高的工业，而且在一般水平上比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国家要高，个别轻工业部门甚至还赶上和超过了某些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尼赫鲁之后，印度历届政府一直坚持实行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使市场机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企业在半封闭的状态下经营，缺少竞争机制，工业发展受到阻碍。1991年以来，印度政府实行工业改革，使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保护体制转向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现在，除涉及安全、战略、污染等6种工业外，企业投资免除生产许可证，保留给国营专营的工业减至4种，保留给小规模工业生产的商品减至812种，其余均向大中型私营企业和外商开放。它们得以参加重要经济领域的投资活动，新兴工业如电子、计算机软件、石油化工、制药等迅速发展，工业逐渐显示出活力，企业效益也显著提高。由于印度已奠定重工业基础，又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科技人员，国内市场广阔，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工业发展的潜力很大。

在对外经济方面，尼赫鲁政府时期，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方针，确立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宰印度经济发展40多年，在对外贸易上的表现是忽视出口，在利用外资上的表现是主要依靠外援，不鼓励外国私人投资。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印度的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处于“危机管理”状态，进出口在连绵不断的外汇危机、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下进行，印度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经济发展日益落后于出口导向的国家。

1991年起印度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调整汇率、取消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关税自由化、减少国营贸易公司专营领域、参加世贸组织、鼓励外国私人资本投资，决心与世界经济接轨。今天，印度与世界各地建立了贸易往来，向190个国家出口7500种商品，从140个国家进口6000种商品。笔者在美国进修和在拉脱维亚工作期间，曾在商店看到许多印有“印度制造”的商品，笔者买的书包和衣服就是正宗的印度货。

混合经济体制在经历了“确立时期”（1947-1965年）、“发展时期”（1966-1979年）、“自由化时期”（1980-1990年）之后，逐渐趋于解体。从1991年拉奥政府上台后，印度进入了“经济改革和转型时期”（1991-2019年）。印度政府对其长期实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管理体制进行了结构性改变，主要体现在：

（1）改变混合经济模式，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印度政府大幅度放松对经济的干预,，实行总体上自由但又不放弃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新体制，同时把半封闭的经济转变为开放的市场经济。具体做法是整顿国有经济部门，削减公营企业经济的规模，对长期亏损的公营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将一些公营企业的股份向经济团体和个人出售，促其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增强竞争能力，使公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取消对公营企业的保护性政策；允许私人开办银行，提高国有银行在股市出售股资的比率，使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促使经济向国际化转轨。拉奥政府执政以来，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实行新的外资管理政策，把外资在印度所占企业股份的最高限额由原来的40%提高到51%；简化外资企业的审批手续；成立专门机构，协助外商到印度直接投资；逐步废除进口许可证制度，颁布新的自由贸易政策，大幅度降低公司税与关税；开放外汇交易市场，宣布降低卢比汇率，使卢比逐步成为可兑换货币。为更好地利用外资，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从以贷款为主转变为以直接投资为主，并鼓励外资优先投入电力、通信、运输、电子等基础工业设施与高技术领域；在给予外资优惠待遇方面，注意防止对本国企业产生消极影响，避免出现不公平竞争。印度政府还大幅度削减关税。

（3）加速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适应经济市场化的需要。印度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一直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在财政上开源节流，精简政府机构，减少行政开支，并出售了31家国有企业20%的股票，收入约300亿卢比，批准16家国有企业发行债券605.8亿卢比。政府将上市公司的公司税由51.75%降到46%；公司投资的长期资本增值税由40%降到30%。印度政府通过改革间接税体制，将中央的产品税和邦的销售税合并为邦的增值税或实行中央和邦的两级增值税。印度金融改革的目标是减少政府对银行系统的干预，促进合理竞争，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印度政府调整银行管理机构，在印度储备银行内部成立了独立的金融监督局，负责信贷管理、分类资产管理；通过转移银行间的欠债，对银行进行彻底的整顿，同时逐渐降低政策性优惠贷款的比重；修改邦银行法，简化印度邦银行股东的注册手续，允许印度国营银行股票上市筹资，股票可转让49%。

2014年印度人民党莫迪主政后，推出莫迪经济学，大刀阔斧地推行社会和经济改革。

第一，加速提升政府执行水平和效率。上届印度政府在最后两年陷入瘫痪，大型项目停滞不前。甫一就任，莫迪就直接介入，加速决策进程。他制定了一个程序，亲自定期主持各部委高级官员的会议，而这些官员都与特定项目和政策议题的决策相关。在就任之初，印度政府还在各邦进行了重大尝试，以简化和数字化各种许可证制度。这一努力促使印度在世界银行的经商难易程度排名在2014-2018年从140名提高至100名。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措施简化公民生活。在过去，求职者和学校毕业生必须经历烦琐的过程，才能获得高级官员或法官认证的学历证书。印度政府通过实施自行验证政策取代了长期烦琐的程序，还提供了许多在线访问服务。印度政府还为四千万农村贫困家庭提供了使用液态石油气的炉灶，而不是燃木炉和煤炭炉产生的黑炭。

第二，撤销“计划委员会”，代之以“改革印度全国学会”。随着时间推移，印度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共识，即自1991年改革以来，印度已经走向市场经济，计划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但以往的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建立市场友好型机构来取代计划委员会。2015年成立“改革印度全国学会”，取代尼赫鲁时代以来的计划委员会，成为改革议程的积极推动者。它在中央与各邦之间建立了更加公正的关系。一方面，它为各邦提供政策咨询，另一方面，它在制定中央政府政策时积极寻求建议。

第三、颁布破产清算法。尽管印度已经独立70多年，但在莫迪掌权之时，印度仍然缺少一部有效的破产法，这使得包括银行在内的债权人在讨回欠款时往往要听从借款方的意愿。大规模借款者经常利用这一境况强迫贷方重新谈判贷款条件。银行也反复产生大量不良资产，要求政府利用纳税人资金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最终，印度政府在2016年5月颁布了破产清算法，简化了破产程序，并引入了时间限制。印度储备银行正在利用这部法律来清除不良资产，并制定了严格的贷款偿还规则，从而减少了未来不良资产产生的范围。

第四，实行非货币化，大力反腐。针对地下经济，莫迪突然在全印度实施“废钞令”，面值500和1000卢比的货币于2016年11月8日午夜起不再是印度法定通用货币，这使得全印86%流通在外的钞票化为废纸。这些纸币的持有者必须将它们存入银行账户，以便于换取新的纸币，从而使交易透明化，政府更易征税，增加收入，并打击不法行为。非货币化也导致印度房地产价值下降了25％，从而打击了投资在房地产上的非法资金。非货币化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印度政府决心打击腐败，使得所得税纳税人数量激增。政府收入增加，自然有利于加大开支，以改善基建，刺激经济。

第五，商品及服务税改革。印度国内中央和各邦税制复杂而重叠，致使国内跨邦交易成本高昂，阻碍经济活动。为改善繁复税制，莫迪以商品服务税的“一条鞭法”，取代以往各种烦琐的税项。2017年7月1日，印度正式实施商品服务税，这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主要内容是：用全国统一的商品服务税来取代此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征收的各类间接税；彻底改变分割的、碎片化的财税格局，减少跨邦贸易障碍，降低跨邦交易成本，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商品服务税透过修改宪法而订立，以简明而不重复的征税，维持原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税制简化，带动国内经济活动，对产品需求增加，带动制造业发展。

第六，直接福利转移，解除油价管制与开放国外投资。在莫迪的领导下，为提高社会福利分配效率，并遏制浪费、欺诈和滥用，印度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福利转移系统分配社会福利。直接福利转移系统将Aadhaar身份证系统与银行账户相连，政府可以直接将煤气罐补贴等社会福利发放给目标群体，从而消除了数以千万计的冒名顶替者。印度解除了对汽油和柴油价格的管制，进一步放宽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为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更多领域，在食品营销、铁路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业务、医疗器械制造以及电子商务市场允许100％的外国直接投资。正是这一政策促使亚马逊和沃尔玛进军印度的电子商务领域。截至2017年3月，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已经飙升至6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