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没有个人主义，只是很早就被主流绞杀了；中国不是没有平等主义，却为等级社会所不容；中国不是没有自然主义，但只能在山野自得其乐。

战国的百家争鸣，杨朱、墨翟盛极一时。孟子数次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孟子·尽心下》）。然而，杨与墨的历史命运都不好，墨家虽然有几个弟子，有些杂七杂八的著述传世，但却无可挽回地落魄了；杨子更惨，几乎无声无臭，无著作，无弟子，只是偶尔被人提起一两句。记载杨子最多的《列子》，也被学界判为伪书。人们所知道的杨子，就是一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吝啬鬼而已。

实际上，杨墨之所以命运不好，主要在于杨子主张个人主义同群体社会对抗，墨子主张平等主义同等级社会对抗。杨朱的资料虽然少，但也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大致上，杨朱立足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来论证人际关系，主张个体本位，这就同传统体制下的群体本位产生了剧烈冲突；墨翟立足于普世关怀来论证人际关系，主张兼爱交利，同样也同传统体制下的礼制等级产生了剧烈冲突。更严重的是，这种冲突没有可调和性。因此，杨朱很快就被主流“话语”所淘汰，而墨翟只能在下层社会的游侠中找出路。孟子所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翟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应该说抓住了杨朱与墨翟不容于世的关键，即“无父无君”。如果从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角度看待杨墨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冲突，恐怕更有意义。

庄周不同于杨墨，他是自然主义的代表。许多论著老庄并提，而老子和庄子是有差异的。严格来说，老子谈论的，是冷峻的治道；而庄子谈论的，是性情的宣泄。因此，老子能够被统治者推崇，而庄子进不了王者殿堂。庄子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他给逃离政治甚至逃离社会束缚的人一个精神支柱。而庄周式的逃逸，不会直接冲击正统体制，所以被统治者允许，也得到了隐逸文士、失意政客等各色被体制轨道抛出者的青睐。大道朝天，各走半边，老子依然在体制内浸淫，成为无为而治和黄老之术的鼻祖，庄子则成了体制外的代表，膺任道教体系的南华真人。殿堂之上，不讲儒术就讲黄老；山林之间，不读南华就读小说。这似乎是古代文人之大势。

对于当代中国的管理者来说，在职业之内了解一点杨朱和墨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和并消解群体压抑和等级秩序的毒害，增进平等意识；在职业之外读一点庄周，可以超越现实而神游逍遥，为俗世增加一点想象蜃景。但是，杨朱和墨翟只能是心理上的慰藉，而绝不能成为成文制度的基石；《逍遥游》只能是个人书房的点缀，而绝不能成为经理办公室的条幅。不过，如果根本不知道杨墨，很可能就会走上崇拜秦始皇的歧途；如果根本不知道庄周，很可能就会不自量力去“人定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