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注家，多从儒家的“仁学”概念去理解老子的“不仁”，尤其是受韩非子影响，认为不仁就是要君主冷酷无情、不为外物外情所动。钱钟书说：求“合”乎天地“不仁”之德，以立身接物，强梁者必惨酷而无慈悯，柔巽者必脂韦而无羞耻。黄老道德入世而为韩非之刑名苛察，基督教神秘主义致用为约瑟甫神甫之权谋阴贼，岂尽末流之变本忘源哉？或复非迹无以显本尔。《史记·韩非传》曰：其极惨皦少恩，皆源于道德之意。

这就是将韩非子、司马迁的错解安到老子原意头上，其实是以讹传讹，但流毒的确很严重，不仁、刍狗之说，历来被权力阶级及其“文妖”拿来当作掩盖其凶残寡恩本性的遮羞布。

“文妖”一词来自柏杨：中国人的厄运，固在于暴君暴官太多，也更在于帮凶和恶奴太多、文妖太多。帮凶往往比主凶更为狂热，奴才往往比主子更为邪恶。旁引博征，引经据典，杜撰任何有思考力的人都不相信的大慌，企图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耳目，这种身怀绝技的无耻文妖，层出不穷。

司马迁、钱钟书当然不能归入文妖，他们只是错解了老子意思，或者说没能凭借其渊博的学识，看到老子思想与韩非等“支流”曲解的差别。但韩非子及后世法家刑名，以及所有为帝王阴毒拉来老子思想做垫背的，恐怕就不能以观念糊涂搪塞，乃是真正的文妖。

我反复强调，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一切为皇权体制辩护、为皇帝（专制独裁）的言行（尤其是其反人类、非人道暴行）辩护的任何理论、观点都不值得同情，这些“文妖”类的古物都是国渣，绝不是国粹，应该首先被“否定”。

老子所有的文本里，对于战争、暴行都持绝对否定的态度，强梁者不得其死，所谓“惨酷而无慈悯”在老子思想里，只有一个下场：不道，早已。

李零认为“天地不仁”就是“天道无亲”，他将以万物（百姓）为刍狗，解释为“并不对谁特别好，对谁特别坏”，但是在解释刍狗的时候，还是受到后世“仁”观念，将“不仁”解释为“无情无义”，因为刍狗就是“用完就扔”的。我认为，李零对于刍狗的解释，就像看半杯水，有的人看到杯子里还有一半水没满，这是悲观主义；有的人却看到杯子已经装满了一半，这是乐观主义。

对刍狗比喻的看法也是如此：有的人看到刍狗是用完就扔的，所以说用刍狗的人都是无情无义的；有的人看到刍狗是用于庄重祭祀场合的法物，是代表对祖先的献祭，刍狗虽然没有用真狗献祭值钱，但人们在祭祀的场合对它是尊重的。

如果人生是一场由生到死的必然过程，那么，生与死之间的生命，不就像刍狗一样，当其用的时候，受到爱护尊重，最后还是飘落尘埃化作泥。无论贵贱、贫富、美丑、寿夭，所有人岂不都是刍狗？这种以百姓为刍狗的提法，放到春秋时代血统等级森严的时代背景看，难道不是一种颠覆性的观念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老子之后的中国思想者，无论是老学一系（庄周、战国道家、秦汉黄老、道教）还是儒家法家，都不去解读老子思想里的“众生平等”的含义，而是以冷血刻薄解读老子，岂不正是反映中国思想传统的内在缺陷吗？

中国历史里的平等思想，最后以佛学的大规模传入，才逐渐得到重视，即便如此，儒家士大夫的等级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只有在失意朝廷、落魄江湖、退隐红尘的“隐士”身上，才能看到较多的平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