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里，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人生现象都不能有准确的认识，即使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也不能运动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改变人自身的命运。面对许多“非人力之所能及”370的现实实际情况，人们在认识上只好求助于非人力的神灵、命运、气数等来进行解释，“其所以布主恩、救民命者，罔不惟神之依”371，在行为上则占卜（卜葬、卜居等）算卦，求签问神，企图预测命运，或者向神灵跪拜、祈求，进行偶像崇拜，这就是迷信。

迷信不是宗教，宗教也不等于迷信。迷信是缺乏理性支持的信仰形式，宗教却并不排斥理性信仰。真正精致的宗教，都包含了人类丰富的历史经验、理论、知识，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思维成就。

在中国广大农村流行的占卜算卦、鬼神观念、鬼神崇拜，可以说是古代中国长期、广泛流行的迷信形式。从宗教文化角度看，即使对这种迷信形式，也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历史上的理学家，站在儒家形而上学的立场，曾经奋力“拒神怪”372、“绝神奸”373，但效果甚微。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也曾经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努力批判迷信，破除迷信，但其效果又如何呢？

出人意料的是，在目前国内，迷信这种信仰形式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让我们看一段材料。根据西安市科协组织的2004年7～10月的调查，西安市13个区、县民众中，25%的人相信或有点相信周公解梦，21%的人相信相面，19%的人相信求签，15%的人相信星座预测。374如果这个材料公布的数字是准确的，那么，西安目前大约700多万人口，以700万人口计算，也就是说，西安市大约有175万人相信周公解梦，140多万人相信相面，近140万人相信求签，105万人相信星座预测。如果将这种“相信”当作是迷信，则西安市上百万人以上属于迷信人口。西安是我国科技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果以西安市的状况作为我国迷信人口的平均值，则全国大约有13亿×25%即325，000，000人口相信或有点相信周公解梦。这是一个比美国总人口（2.5亿）都多得多的人口数。显然，分析一下迷信这种信仰形式的特征，很有现实意义。

迷信这么难以破除，为什么呢？值得好好反思。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绝大部分是没有充分享受到人类文明成果的农民。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的信仰形式多停留在迷信阶段，难以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正是鬼神信仰、占卜算卦之类的迷信形式，充当了广大农民群众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鬼神信仰等迷信的支持，精神文化贫瘠的广大农村，才能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连绵不绝的生命力。

认真关注农民的信仰问题，关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城市文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中国的城市人口都来源于农村，中国一切精致的宗教、高级的信仰形式或理性的信念，都或多或少，受到鬼神信仰、占卜算卦等的影响和制约。佛教的中国化，在一个方面就是与民间鬼神信仰相结合，使自己得以占领广阔的农村精神世界。这是因为，农民也是人，他们急需精神文明，但没有足够的条件享受，于是，鬼神信仰、占卜算卦等迷信可以乘机填补他们广阔精神世界的空白。对迷信，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逐步克服；对迷信的人，要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尊重、爱护。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的意思，从中国宗教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看，也可以这样理解：得农民者得天下，得农民精神世界者得天下。迷信的克服，只能依靠科学文化的教育和普及。由于自然、地理、交通、人口素质等条件的限制，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社会、文化等的现代化建设是历史性难题，需要不断探索，但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却需要政府支持，刻不容缓，而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普及则是当务之急。

从宗教文化角度看，任何外来宗教要顺利完成中国化事业，都必须聪明地占领广大农村。任何宗教文化要想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都必须首先主导农村。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宗教文化事业上，也是可以有积极意义的。

其实，从信仰发展的历程看，迷信也是一种比较低级的信仰，但它比本能信仰的发展水平高。表现在，在信仰者的意识里，“天”和信仰者已经有明显的区别，是对立的统一，而不再是直接的同一。只不过，“天”与人统一的中介，因为受信仰者感性认识的制约，而被限制在功利层面上，“天”与人的交接，多被迷信者局限为功利的交易。比如，董仲舒劝谏皇上实行祭天礼仪说：“天子者，则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独何为不欲其子之有子礼也。今为其天子，而阙然无祭于天，天何必善之？”375董仲舒看天，“以身度天”，将天看成人一样的对象，并且认为祭天的功利目的，就在于获得上天的保佑。他对皇上说，你不祭天，天何必保佑你？这是西汉时期典型的迷信思维形式。

不过，从信仰发展的角度看，迷信仍然树立起信仰对象的崇高地位，人们对信仰对象只能顺从，不能违背。这可以说是迷信在信仰历程中取得的巨大成绩。

在科学产生之前，是迷信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科学产生之后，还没有机会学习、掌握科学的人们，仍然只能依靠迷信来充实、丰富和抚慰自己的心灵。即使对于那些很好地学习、掌握了某一门或几门科学的人们来说，或者科学还没有来得及占领许多未知领域，或者科学已经占领某些领域，但自己对这些科学知识依然无知，在这种情况下，迷信并非与自己无关。在现实世界里，迷信的科学家并不是没有。

张载说：“人言不信怪，须是于实事上不信，又晓其理，方是了当。苟不然者，才刧之不测，又早是信也。”376张载所谓“怪”，即他要拒斥的“神怪”，这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形式。在张载看来，要克服迷信，一要依靠经验事实（“实事”），二要依靠普遍性的真理（“义理”在其中），两者缺一不可。不然，即使表面上克服了迷信，不久也会死灰复燃。从科学家与迷信的关系来说，一般而言，有科学修养的科学家是不会迷信的。但个别缺乏人文修养而又局限在自己专业理论和知识的科学家，对于普遍必然的“理”（真理）缺乏切身认识和体会，并不能真正克服自己身上可能出现的迷信。

为什么依靠经验事实和普遍性的真理就可以克服迷信呢？这和迷信所赖以成立的认识基础有局限性有关。感性直观是迷信的认识基础。在迷信者那里，信仰对象被局限在非常表面的现象上，大多集中表现为具体的物体，如日、月、山、川、古树、动物、祖先等。迷信者将这些具体物体神灵化，作为自己祈祷、崇拜的对象。从缺乏感、欲望看，信仰主体已经意识到功利的内容。迷信者断定，这些物体和信仰者的功利生命具有内在联系，迷信正是处理“天”人功利关系的最佳途径。

二十世纪以来，国人常常说“封建迷信”。其实，封建社会有迷信，其他社会阶段也同样存在大量迷信现象。作为一种信仰形式，迷信的产生、存在，和人的理性认识水平的高低可能有更多的关系，而和封建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封建迷信”的说法，就像说“资本主义迷信”或其他“××主义迷信”一样，在宗教哲学上看，并不能揭示出迷信作为信仰形式的特点，也没有普遍性。

作为信仰形式，迷信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从信仰主体看，迷信者是自卑的。在迷信活动中，信仰者只是感性的本能的主体，由于缺乏对于信仰对象的准确认识，也不能获得信仰对象的真正支持、引导和帮助，所以，在现实活动中，迷信信仰者没有自信，只有自卑。迷信者在精神世界里可谓一无所有，他们是精神上真正的“无产阶级”。

有时，迷信者也发挥其潜在的知性或理性天赋去认识对象，但大多将对象看成外在于自己的、以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天命。这种天命，与自己的本性完全对立，联系松散，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命运或宿命。对这样的宿命进行的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是迷信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信仰者只能对对象（主要是神灵或其偶像）进行祈祷、跪拜，主观地完全顺从对象的旨意，对于结果却毫无把握。如人生病求神，以冷猪头乞求农作物丰收等。人完全匍匐在神灵的脚下乞求，求神问卜，跪拜祈祷，是偶像崇拜这种迷信的典型形象。

第二，从信仰者和信仰对象的联系途径看，功利交易是迷信活动中“天”人交通的基本内容。

迷信者多直接而公开地从自己的功利欲望出发，通过与神灵进行功利交换，克服信仰者在功利上的缺乏，满足自己的功利需要，这是迷信的主要特征之一。至于神性是什么，神如何召唤自己，自己作为人的本性是什么，自己远大的理想是什么，这些有关信仰的更深微问题，迷信者基本上不予考虑。

迷信者不是通过遵循理性规范，而只是通过遵循特定社会习俗来达到目的；不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和修行达到幸福的彼岸，而是用“贿赂”的方式去收买外在于自己本性的神灵。结果，迷信不导致人素质的提高、自性的实现，迷信不能使信仰者成为真正理想的人，而只能给迷信者心理上暂时的安慰，功利欲望偶然的满足或不满足。迷信者总是沉沦于浅层次的、表象的快乐和痛苦的轮回中，不能自拔。在这种情况下，迷信者只能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与疲倦。

第三，从信仰本身看，迷信者对于信仰对象的认识只是感性直观，缺乏足够的理性支撑，其认识因此多是表象的、模糊的、矛盾的，这导致迷信者对于信仰对象的信仰，不是确然无疑的，反而易动摇，不坚定，常变化，难持久；迷信者的信仰行为在方向上盲目，信仰者的努力方向不明晰；在修行上软弱无力，不是生命的抗争、本性的努力；在效果上缺乏成效——大体上只有心理的慰藉，而无人性修养实质上的进展，也没有功利需要满足上的真正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