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以刑罚为主的官吏职务规范，使官吏动辄触禁，极易被刑，给官吏管理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就连贵为丞相的李斯，当其身陷囹圄之时，亦感到了官职之累，为不能自由自在地游猎于故乡上蔡而悔恨。汉代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训，在建立官吏职务规范的过程中，不再唯刑是用，而是礼法兼备，恩威并施，为后代的官吏职务规范创立了一个成功地典范。

同秦相比，汉代以“礼”，即以儒家教义形式构成的官吏职务规范则要重要得多。汉初，这一方面的建树并不大。划时代的转折始于武帝。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籍就具备了与法律相等的地位与作用。成文的、刑罚性的官吏职务规范毕竟是有限的，而不成文的、礼义道德性的官吏职务规范则是无限的。这种道德性的规范一旦用法律高度来要求，其约束性就渗透到了官吏职务的一切方面。随着汉武帝时思想的大一统，不成文的道德性官吏职务规范终于脱胎而出，替代了成文刑罚在官吏职务规范中的主体位置。这一转折，表现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上。董仲舒在其对策中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223不过，汉武帝也不是单一推崇儒术，而是以儒术为主，礼法并用。经过了汉武帝的一番“更化”，终于形成了汉代以德为主，以刑辅之的官吏职务规范。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224，可谓深得汉代制度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