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类活动是社会性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团或群体中生活。无组织的群体没有结社本能，而人类则有着结社的天然要求。穆尼把组织看作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他指出，伴随着人们一起共事，组织出现了，同时，职能的划分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显而易见，即使在朋友圈里面，也需要大家一起处理事情。比如在晚宴上，有人会挑起一些话题供大家讨论，如果话题出现了争执，作为主人，就应该承担第三方角色对话题进行调整，避免大家的尴尬，每个人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对团体活动做出贡献，只不过是对团体的目标理解有所不同而已。晚宴上的团体只是一个临时的、极富弹性的社会组织，在生活中有更多的比晚宴团体更固定的组织，比如工业组织。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具有持久性的组织都拥有可测量的结构，哪怕这些结构各不相同。社会结构具有多种分类方式，其中有两种分类与我们息息相关。

1.基础组织（primary organization）和次级组织（secondary organization）

基础组织是最原初的组织，次级组织是在基础组织之上建立起来的二级组织。一个村庄的结构就是基础组织结构，它的成员互相了解，每个个体之间都有着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基础组织是组织的一个极端形式，它的组成人员人数相当少，成员彼此生活在一起，社会功能相近，亲密度高，而且从事着相互重叠的社会活动。在工业社会中，基础组织依然存在，例如，一个车间的人员就构成了一个初级的工业组织。当然，另一个极端的形式是组织成员互不见面，这种情况多出现于国际性的从事学习活动的社团，这种组织就是次级组织。次级组织的典型特征是拥有广泛的地域差别，不管其组织的人员数量或多或少，都很少有生理接触（physical contact）。也就是说，基础组织和次级组织的最大差别，源于熟人和生人的差别。大多数组织都介于基础组织与次级组织这两个极端之间，大部分组织的特征都会被组织职位以及经常变动的组织规模所影响。

一个基础组织也许没有明确的共同目标，通常也不会明确界定成员的自身目标。可以想象，如果询问某个村民：“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他可能会答道：“因为我的父亲住在这里”，或者“因为我在这里有一份生计”。他的初衷肯定不会把村庄作为一个正式团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团体的一分子。当然，大多数工业基础组织都会有逻辑上的目标意识，但这种目标意识是依附于更大的（即次级的）组织目标才存在的。

次级组织不仅有自己的明确目标，而且有保持次级组织水平的能力，作为一个组织，它有对外发布声明的资格、有承担法定责任的能力。只要各成员保持相互分离的状态，那么组织就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活动，除非受到同行之间的暗示。相反的，在基础组织中，不管有没有明确的目标，各成员之间会毫无疑问地会彼此影响别人的生活方式。毫不夸张地说，基础组织的任何成员的每项活动都反映了其成员之间的关系状况。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基础组织为什么比次级组织更有凝聚力。另一方面，拥有许多车间的大型企业，由于车间之间的距离较远，容易构成次级组织。常见的次级组织并不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基础团体构成的二阶组织。这种结构的组织都有自己的逻辑目标。但是，次级组织都是通过提升各个分散的基础组织之间的人际关系取得成功的，例如，大工厂通过各车间的经理彼此轮岗等方式来增加各分支组织之间的人际关系沟通和融合，这样，次级组织才能获得基础组织的最大利益。显而易见，更高级别的次级组织也是存在的，而且很容易找到，然而，由于次级组织本身固有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至于造成它们的作用微乎其微。现有的工业组织，主要问题就是未能有效得到基础组织的凝聚力和融合力。

在当代，国家只是社会群体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显著特征是具有坚不可摧的制度。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公民是最大的固定群体，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的同胞那些非常细微的问题。国家如同企业一样，它由大量的、不可置信的、相互重叠、相互捆绑的基础组织构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国家看作次级组织。但是，如果把同一国籍或者同一种族看作“熟人”的认同关系，就可以看出，国家是一个优秀的更高层次的基础组织。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型的独立的基础组织。从这一点来看，国家与工厂相比，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即便大部分工业次级组织都没有跨越国家的边界，它们的凝聚力也往往比不上国家。这提醒我们，基础组织和次级组织之间的不同，并不在于组织成员的规模或类型，而在于成员之间及时的、多样化的联系，规模的大小仅仅影响获取人际关系的可能性。

企业中出现的人员问题，与企业中存在的基础组织和次级组织之间的隔阂密切相关，毫不夸张地说，企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企业的结构大部分是次级组织而非基础组织。次级组织强调活动应该拥有正式的目标，这种要求是被明确告知的，正式目标强调采取程式化的步骤，并以此来达到组织目标的实现。从这一结构划分的意义上看，解决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深入研究基础组织与次级组织的关系。穆尼的这种划分及其相关的见解，与主持霍桑实验、洞察到工业文明造成人类社会关系危机的梅奥异曲同工。

2.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社会结构的第二种类型划分就是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它与人们的自身利益相联系。不是每个团体都有正式组织，然而，任何团体中都有许多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不会暗示它的成员应当做什么（正式工作安排是明示而不是暗示）。这种暗示是由每个成员的自我舒适感所支配的，不受组织的明确规章约束。即使一个木匠的妻子看到邻居的的木器家具已经失修，也没有人要求她必须给木匠做午餐，她照样会按照习惯做饭，而不是对邻居的家具指手画脚。企业就不一样，企业组织的运行是高度程式化的，有既定的制度，也有明确的员工职位升迁表，每个员工的行动和责任或多或少都有明确的说明。正式组织不可或缺的是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有条不紊地表现出权责的等级链和职能的关系化。此外，每个公司都有一系列行为准则以更好地指导其成员的行动。

公司的规章制度并不能满足团体中每个成员的所有行动要求，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团体中，某个人员独立的、特定的行动，不大可能出现在组织既有的规章制度中，它只是非常具体的一件很琐碎的事情。所有的行动类型中，最重要的影响不是来自一个上面的命令，而是鉴于组织态度而构成的组织职能，这种组织态度将独有的社会色彩渗透到每个行动和人际关系之中。因此，非正式组织的齐心协力、相互合作、短暂结盟，有助于把困难最小化，假如迪克有着与约翰共进午餐的习惯，由此就能产生非正式组织，并构成正式组织内部的社会轮廓。一个正式组织内部的社会轮廓是组织纪律的先决条件，研究工业组织，就需要研究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

人类组织的研究对于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社会情感的研究是必要的。人类演化至今最大的社会组织是现代工业。为了理解工业社会典型的社会行为，用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证明社会行为对组织影响的重要性。拥有铁锤的雇员A递给了雇员B一个铁锤，A意识到B需要这个铁锤并递给了他，以满足他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当A递给B铁锤的时候，他期望B适时地伸出手接过铁锤。然而这种期望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是因为B必须预先知道A会做什么，而是因为他看到了A的行为并理解A的意思，从而做出了回应。这两个人通过各自的需要、意图和期望而互相理解。这种基于两个人行为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人的社会行为是面对面观察的结果。然而，情况会有诸多变化，也许A没有将铁锤拿到B能够得着的合适位置，也许A在给B递铁锤时B走出了房间，也许Ａ并不认识Ｂ而只是按某种组织规则行动，他仅仅知道Ｂ做维修需要这把铁锤。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证明，个体在做出拥有一定社会化程度的行为时，具有两个特征：

（1）个体的行为受到他所关注的其他人的控制；

（2）个体将期望视为人的自然属性。

第一个特征表明，个体行为不仅对他人是一种暗示，而且也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诱导，这并不是因为个体能够推己及人，而是因为社会对不合群行为的拒绝。第二种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信念作为人们共有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回应既定的情况。这两个特征总是与人类的活动相伴随。

人们回应他人所给定的期望值与关注度，在共事时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吃晚餐，晚餐的流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社会上的应酬习惯相一致的；在牌桌上不喜欢受骗，是与避免个人的尴尬相联系的。换句话说，个人情感的表现与社会状况相关。明显的推论就是，个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社会化。但是经验证据却总是反映出，具有社会化的个体行为相当缺乏。在一定意义上，组织的弊端、经济萧条的社会根源，皆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