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当代人类哲学命运生死攸关而又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一旦人类哲学如今日西方哲学进程所示，其一改世袭领地而由意识回归身体，由高翔在云端的思辨世界回归我们生生死死的生活世界，那么我们还能给哲学这一业已“日暮途穷”的“形而上学”留下什么?什么将是哲学学科所新辟的研究主题?显然，这只能是历史，大写的人类的历史，即具有生命超越指向和载荷着文化价值意蕴的历史。由是，哲学将洗心革面为不折不扣的历史的哲学，历史哲学将作为“第一哲学”正式跻身于哲学的领域，而这意味着相形之下，整个传统的西方思辨哲学充其量仅仅是该历史哲学中的一部“前奏曲”或者“大型插曲”。从后期海德格尔之于哲学的“历史性”（historicity）的强调，到更为晚近的罗蒂有关“后哲学的文化”的提出，其实都为我们预示了这一人类哲学的“历史学转向”的薪的趋势，预示了一种大写的历史哲学的最终的不期而至。

　　然而，这种崭露头角的历史哲学将迥异于传统西方哲学史上所出现的种种化约论的历史哲学，无论后者是以因果论立论还是以目的论自诩实际上都与前者判若云泥。这显然是因为，传统西方的种种历史哲学依然笼罩在思辨的形而上学的阴影之下，而这种思辨的形而上学一如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表明的那样，其把历史充其量视为是一种抽象的、纯粹的逻辑理念假手的工具。在这种不无概念化的历史中，不仅历史的全部生动性、丰富性像洗硫酸澡一样被消解稀释殆尽，而且更为置其于非命的是，其使作为历史之真正可能性、历史之真正生成性的历史的时间性实际上已荡不复存，以至使所谓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以历史的“非历史性”而告终。

　　与这种业已形而上学的化约论的历史哲学相反，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将是一种堪称“下学而上达”的历史哲学，一种回到历史本身、回到历史的始源发生的“原生态的”的历史哲学。这就要求我们在承认历史的不可化约性的性格的同时，把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转变为历史“如何发生”的问题，要求我们对历史的把握从逻辑概念的演绎走向生命血统生命血缘的分析。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一种由尼采发其端而为福柯独树一帜和高标特立的所谓“系谱学”（genealogy，亦称“家系学”）由此应运而生了。

　　尽管作为一个不无彻底的解构主义者福柯并不情愿对何为系谱学作出体系性的说明，然而从其众多论述中我们依然可以爬梳出系谱学有以下鲜明的特征：

　　其一，较之传统的历史哲学，系谱学更多突出的是历史的身体性而非意识性。与传统历史哲学只关注历史中的高贵自负的形上建筑的思想不同，系谱学则不忌惮于“与魔鬼签约”，强调历史的任何发生都是“鲜血浇灌的”，而把目光转向历史的“卑微的”、“低贱的”的形下基础。这种基础就是作为历史的真正开端的身体，其时生时死、时而强壮时而孱弱的身体，身体的器官，身体的欲望，身体的本能，乃至身体的消化机制及毛细血管。故而，“谱系学，作为一种血统分析，因此，连接了身体和历史。它应该揭示一个完全为历史打满烙印的身体，和摧毁了身体的历史”。26这意味着，正如尼采所说，系谱学从其学科性质上更多地是与生理学、医学而非哲学结盟。这同时也意味着，就像福柯指出的那样，系谱学旨在使我们身临其境治疗性地“参与历史”，而非把历史仅仅看作为“纪念碑式的”，敬而远之地对冥冥之中的崇高而神圣的某种历史理念致以礼敬。

　　其二，较之传统的历史哲学，系谱学更多突出的是历史的异质性而非同一性。如果说传统的历史哲学从纯思出发，试图思在合一地为我们抽象出历史普遍的同一性的话，那么系谱学则从复杂系统的身体出发，坚持正如人类没有纯之又纯的种族血统、任何种族的血统都是混血杂交的产物一样，历史所呈现给我们的亦不是同类事物的同一性，而是如万花筒般色彩斑斓的各种事物所谓的“非一致性”或“悬殊性”（disparity）。故福柯宣称，“对血统的搜寻并不是奠定基础：相反，它动摇了那些先前认为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打碎了先前认为是统一性的东西；它显示了先前想象为保持固定不变的东西实质上是异质的”。27同时，也正是从这种历史的异质性出发，福柯反对历史有所谓坚如磐石的“基础”，提出不为历史苦心积虑地“寻找规律”，认为历史实际上为“群现”和“复数”的，断言历史是“由断层、裂缝以及异质层构成的不稳定的集合”，是“相互对立的力量构成的一种关系”，是“大量错综复杂的事件”，如此等等。

　　其三，较之传统的历史哲学，系谱学更多突出的是历史的历时性而非超时性。其实，被福柯视为历史的真正载体的身体既是一种复杂的身体，又是一种所谓的“流动的身体”。这种流动的身体观决定了其系谱学必然把历史生成流变的过程性引入历史，而重新恢复了时间性在历史中的尊严。因此，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柯历史系谱学不是从思想的“已经是的东西”出发，去揭示历史的“确定本质”、“不变常项”、“原初的坐标”以及“理念的连续性”，而是从身体的日新又日新的生命发生出发，认为“历史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机体”，28是“稍纵即逝的事件的繁衍滋生”，其充满了或然、偶发、机遇、断裂。故历史不仅没有命运，“没有结局”，而且还使我们直面着波谲云诡和难以预测的种种风险，以至于投身历史不外乎像掷骰子一样地去参与一场“赌注”。

　　总之，福柯的系谱学是一种旨在从历史的逻辑理念回到历史的族类血缘发生的全新的历史学。这种全新的历史学用历史的具体性取代历史的抽象性，用历史的差异性取代历史的同一性，用历史的可变性取代历史的不变性，从而最终以一种“离散构形”，为我们全面而彻底地颠覆了传统历史哲学研究中的规范性思维的独裁和霸权。这一切，也使有别于传统的独断的历史哲学的，一种所谓“批判的历史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成为可能。缘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福柯在其《性史》一书中，提出系谱学乃是一种“对欲望和欲望主体进行一种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29在其哲学语汇里，“历史”一词与“批判”一词实际上是异名同谓、异指同归的。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所固有的批判性的理解，使福柯紧步尼采哲学的后尘，着手对传统元历史学所不遗余力奠定的历史的绝对“起源”给予进一步的摧毁，并与柏拉图式的唯理主义的历史方法针锋相对，用“戏仿”的方法来消解历史中记忆的现实性，用“分解”的方法来消解历史中系统的身份性，用“献祭”的方法来消解历史中知识的真理性。这样，福柯所推出的系谱学无疑成为使传统历史哲学彻底葬身的坟场。它使历史所谓的“终极根源”、“永恒价值”、“普遍理想”无处栖身，使历史哲学家精心营造的一座座巍峨的形而上学大厦轰然倒塌，而为启蒙主义浓墨重彩书写出的历史主体——理性化身的“人”，也随之成为一个如泡如影而终将破灭的美丽神话。

　　一旦福柯为我们识破了传统历史哲学中的种种“屠龙之术”的虚伪，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福柯的系谱学中历史的“真龙天子”的真实存在必然岌岌可危。也就是说，正如福柯坚持历史中的权力其实并非是君主和法律的权力，而是知识话语统治的权力，即一种策略性命名的“唯名论的权力”那样，对历史中的知识性体系的消解实际上乃是对历史中的真正权力的消解。因此，福柯系谱学的推出不仅是对传统历史哲学中非凡宏伟的叙事理论的无情颠覆，而且同时也是对社会至高无上的统治性权力所发起的一．场激进的革命，其最终为人从威权主义统治中获得解放，为人超克历史决定论的普世魔咒开辟了希望之径。故不无吊诡也不无率真的是，福柯的学说乃是一种堪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学说，其宣称理性主体消解的“人之死”，乃是对业已沦为行尸走肉的现代人生现状的抗议，乃是旨在使我们从理性木乃伊回到更为生动、更为鲜活和更为真切的“人之生”，从而一种彻底生存论的“没有人的人本主义”才是其历史系谱学的根本初衷，才是其历史系谱学本来面目的真正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