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管理学著作说明，管理理论须由三个要素组成：(1)问题导向(problem orientation)、问题驱动(problem-driven)、问题辨析(problem formulation)与概念框架(conceptual schema)的提出；(2)说明各种组织及其管理学特性或变量间关系的一组命题(proposition)；(3)可供验证的背景。因此，理论须有充实的实践经验支持，缺少实践经验的理论犹如空中楼阁。

德鲁克管理学著作的基本立足点在于“经验阐释”。对经验的敏感和“问题导向”，是管理学家行动自由的基本前提，是理论命题产生的根源。否则，管理科学性、艺术性和人性的展开就毫无根据，或者说是只能使理论变得苍白无力，面目可憎。正如美国旧金山大学商学院乔治·奥迪奥恩教授(Odiorne,1974)所说：“学院的教授们在忙于推算数学模型和测量管理者两个眼珠间的距离时，德鲁克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管理者们真正在做的事情上，即管理实践上。”326

然而，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管理实践者虽然身处实践一线，但并不一定就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这有一个“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即管理实践者由于长期埋头拉车不看路，忽略了学习和与外界的交流，“经理们完全淹没在内部数据之中，而无视外部数据”，反而可能看不到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所在，出现“灯下黑”的情况。在德鲁克早期著作中，他就对经理人往往过于投入工作，而对正在出现的机遇或威胁视而不见发出了警告，他(Drucker,1946)呼吁应当防止“苦思冥想中的经理人与世隔绝的现象”(the imaginative isolation of executive)。德鲁克建议经理人员应当参与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增加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以防止出现“灯下黑”现象。德鲁克以他特有的冷幽默口吻说道：“大多数(经理人员)认为，如果他们和同行业另一家公司的副总裁一起打高尔夫球，他们就与外界有了接触。” 327

德鲁克认为，得到外部信息的最佳途径是走出办公室，与顾客直接相处，就如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阿尔弗雷德·斯隆所做的那样。德鲁克在接受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汤姆·达文波特教授(Tom Davenport)专访时指出：“如果你等汇报，那总要耽误六个月。关于外部的信息过时很快，尤其是在技术纷繁复杂的今天，市场与分销渠道一周就会变化四次。你能得到外部信息的唯一方法就是走出去和顾客在一起，而不是和副总经理打高尔夫球。当销售人员度假两周时，你就应接管他或她的工作。这样至少你可以认识你的顾客。可是未成为你顾客的那一部分市场的75%的情况你仍不了解，但至少你知道一点情况。一位高技术公司明智的首席经理说：‘如果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去问我13岁的女儿。因为我成天待在办公室里，她比我了解得还多。’”328

德鲁克深信，理论命题应当来自管理实践，并经实践的验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才是常青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西奥多·列维特(Levitt,1969)曾经说，经验来自我们做过的事，智慧来自我们做糟的事。329只有来自管理实践的命题，并经过精心构造才能建立起新的理论大厦。德鲁克对企业、政府部门、非营利机构、非政府机构的深入了解，有时会让请他演讲的主办者脸上无光，甚至下不了台。因为他传授的是“经验”，而不是卖弄学术、浪得虚名的“原理”。

必须看到，由于实践经验所具有的离散性、散乱性和盲目性，使得它经常被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和管理学权威所异化，被狭义的管理学所利用，进而发生异化(alienation)。因此，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认识，既要有对感性经验的敏感和机警，不被它所蒙蔽，又需要有对经验的进行重新审视和综合的能力。鲜活的故事、经理人的言谈、丰富多彩的案例、管理实践者的行动等，提供的正是激情、感性和经验，但它无法提供真正的、整体的道德知识和管理学知识，整体的知识需要理性的参与、论证和阐释。在更大范围内激活一种有待张扬的新经验，以及对旧经验和它所产生的实践意义的阐释，是德鲁克同时关注的一件事情的两面。实际上，德鲁克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管理者的实践经验整理出来，并发展为管理理论体系。美国著名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雷恩(Wren,2004)在其所著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指出，“目标管理”就是德鲁克总结通用电气公司的杰拉德·斯沃普(Gerard Swope)、通用汽车公司的阿尔弗雷德·斯隆、杜邦公司的皮埃尔·塞缪尔·杜邦(Pierre Samuel du Pont)和唐纳森·布朗(Donaldson Brown)等管理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330

“问题意识”(problem sensitivity)是德鲁克管理学最突出的特征。每个时代都孕育、呈现新的问题，犹如年年新生之春草，湮没旧辙，负荷新履。真想管理理论能够“新足适新履”，就需要走进实践。这首先要提升面对实践问题的真诚和勇气，然后要寻求不同层次的多元对话，达成视界融合。这种“问题意识”给德鲁克的管理学带来了独特的价值。无论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下一场危机来自何处，德鲁克管理学都会提供有价值的背景知识。从这个视角看，面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和面对人生，德鲁克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更应当说是一个“入戏的旁观者”。

关注企业面临的一般性经营管理实践问题固然是管理学家的职责，但如果管理学家仅仅从企业经营实践的微观层次上，而不能从社会和时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出发，对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中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做出敏锐的反应，那么他所培养的只能是“解决问题”的经理人，而非发现机会、把握机会，甚至创造机会的“企业家”。

德鲁克介入的问题是管理实践问题，但却是从经验的角度切入，是对经验的敏锐感受和重新阐释，其表述方式是一种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实践重写，使人们每天面对的管理实践真理重新回到人们的手中。他的介入使实践经验与成果联系起来，德鲁克的理论直接指向成果。管理是实践，意味着最重要的不是“知”，而是“行”，检验管理理论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推导过程的科学严谨和数学逻辑的严密性，而是实践成果和业绩。德鲁克使管理学著作的面貌变得分析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犀利而亲切，鲜活而不失理性，尊重科学而不失人性的关怀，且与管理学家的思想自由和人数更为广泛的管理实践者的行动自由有了相关性，而不是为管理学阵营中的某种狭隘的管理学思想辩护。正如德鲁克的同事乔治·哈里斯(Harris,1993)所说，德鲁克“一向善于将抽象的理论还原为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可以领悟到的思想观念。”331在阅读德鲁克的著述中，人们将不断享受到这种思维的乐趣，这正是德鲁克所希望的。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德鲁克则补充道，分享的知识才是有力量的。

德鲁克借助于管理实践和实践经验这面镜子，使他的管理学著作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效果，使宏大的“管理学”概念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图穷匕见，没有立锥之地。产生这种效果的秘诀一方面在于德鲁克用极不寻常的语句来描述他自己和他所做的事。“对社会生态学者而言，语言格外重要，语言本身就是社会生态学。语言不是‘沟通’，也不仅仅是‘信息’，而是事物的本质。语言将人性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社区、信仰、宗教……社会生态学者不需要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必须是受人尊敬的作家，必须是关怀人性的作家。”332也就是说，独特的话语效果需要管理学家本人要受人尊敬和关怀人性；产生这种效果的秘诀另一方面在于其处处凸显一种对话的问题意识和介入问题的独特角度和言谈方式。德鲁克本人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管理咨询这种方式来实现对话和介入实践问题的，在他年事已高时，仍然坚持参加管理咨询的卫星会议。对话和介入使德鲁克获得了“给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效果。他曾经告诉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说：“对我来说，我靠倾听来学习”(I learn by listening, to myself)。他认为整理自己思想和理论的最好方法就是写作。他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就是我的实验室”。

在德鲁克看来，能提出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能解决这些问题，是管理学进步的标志。管理学应被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进步的，随着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随之加深。管理学从实践问题开始，并通过实践问题的解决而进步。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模式给人以启迪，从而有所发现、构建出新的管理理论。可以这样说，实践问题就是管理学的土壤和管理理论产生的基础。有时人们对旧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时，新的问题往往随之而生。问题导向的逻辑告诉我们，只有提出问题才能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有些管理学家由于缺少实践经验，面对新的实践课题往往显得茫然无知或者对现象熟视无睹，是不可能提出问题来的，分析与解决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从管理实践角度看，获取感性经验的能力和对这些经验进行提升的功能更加复杂，这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管理学解读的一个障碍，但德鲁克的长处恰好就在这里。德鲁克相信管理是人文科学，他的著作旁征博引，涉及艺术、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等诸多领域。他永远站在理论与实践的最前沿，为经理人指点迷津。他的洞见经常能帮助我们证实自己的直觉，他的信息处理容量大，涉猎广泛而判断通常很准，我们所能想到的，他都已经想到了，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的，他已经想明白了，并给出了相应的预测、对策、建议和可能的教训。德鲁克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系统地、全面地写出来，不仅涉及所讨论的主题、关键之处和立论的基础，而且解释得极其透彻可信，文风令人惊叹地简单和清新，常常给人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反过来，人们会认为，在许多时候，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叙述”十分可疑，它与其说在重现一种实践经验，不如说在扭曲和改写实践经验。因为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不再是一张张充满朝气和创造力的鲜活面孔，而是一连串冷冰冰的数学公式与符号。主流范式的管理学家违背了用管理实践者的标准和方法对这种“叙述”进行经验审视和解构的初衷，转而将各个要素公式化和符号化，并认为这是管理学研究的最重要职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流范式的管理学著述的兴起结束了实践经验和组织及其管理案例口口相传的时代，大多数管理学著述被数学语言的论证、数据资料、计算机模拟和半虚构的故事所取代。这是德鲁克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让我们痛心疾首和羞愧难当的。主流范式的数学公式与符号缺少人的灵性的，它使“我们的工具偏向于计量和分析，我们有办法衡量成本，可是单靠这些工具，我们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某一个公司士气高昂的员工所代表的价值，也不能算出某公司推销员为一个普通客户多跑一英里路所代表的价值。”(Peters and Waterman,1982)333

抽掉了人性和艺术性的管理学还是管理学吗？主流范式管理学简单的二分法是粗暴野蛮的，它为了维护现实或话语的权威，不惜将现实生活冷冻起来，以保持凝固不变；主流范式的研究空间是一个貌似科学的空间，实际上是只有理性这个单一维度的空间。在这里，人性的丰富性、可变性和复杂性、管理艺术的柔性和弹性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不禁要问：管理学还是一门人文科学吗？德鲁克认为，管理学的问题出在“我们已经过度依赖没有经过试验的定量分析、倾向对称而纯粹的正统模式、从假设而非经验去推理，而且从一个抽象到下一个抽象概念，离具体事物越来越远。我们正慢慢忘却柏拉图(Plato)在西方系统分析和系统思考之初教给我们的，就是对话集中于最美丽、动人的两个篇章——斐多斯(the Phaedrus)和克利多(the Krito)：少年的斐多斯和风烛残年的苏格拉底(Socrates)对话，苏格拉底就是在那天早晨离开人世的。我们学到，不经逻辑试验的经验不是‘严谨的修辞’，只是‘漫谈’；而没有经过经验试验的逻辑，不能算是‘逻辑’，而是‘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