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结束了，但是这场动乱所造成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睿智，“侯景之乱”不能仅仅视为给江南人民带来无尽苦难的一次社会大动乱，更应该成为我们认识、把握历史命脉的前车之鉴。

“侯景之乱”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1）“侯景之乱”的发生，明确宣告梁武帝宗室政策的彻底失败。

我们不能不承认，梁武帝曾经也是一个善于以史为鉴的皇帝。他在分析宋、齐两朝所以短命的原因时，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宋、齐两朝的宗室政策不好，是由于两朝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因此，在对待宗室诸王方面，梁武帝改变了宋、齐两朝屠戮宗室的做法，而分封了一大批亲王，将他的子侄们分封到荆州、益州、扬州、南兖州、徐州等藩镇为王。梁武帝分封诸王，出发点是希望诸王能够发挥屏障中央的作用，确保梁朝江山的稳固。

梁武帝的分封宗室的政策，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梁武帝的宗室政策却不免矫枉过正，对于宗室诸王纵容溺爱过度，从而造成宗室诸王之间的相互猜忌。梁武帝本人固然没有杀戮一个宗室诸王，但是，当“侯景之乱”爆发以后，萧正德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各地“勤王”之师坐观成败，以及宗室诸王同室操戈，宣告梁武帝宗室政策的彻底失败。

事实上，梁武帝对皇室成员的过度溺爱，弊端早就有所显露。例如，临川王萧正德叛逃北魏的事情发生以后，其实梁武帝就应该反思自己的宗室政策是否妥当了。但是，当萧正德从北魏又回来之后，梁武帝对他并没有任何惩罚措施，只是流着眼泪把萧正德训斥一番，还继续让他做临川王。正是由于这种毫无原则的放纵，使得萧正德的狼子野心一天天膨胀。萧正德在“侯景之乱”发生后，再一次可耻地充当了叛徒，接应侯景叛军顺利渡过长江，而后又打开城门与侯景合力包围、攻陷台城。侯景能够从开始的区区数百人之众，发展成为祸国殃民的窃国大盗，完全得益于萧正德的配合与接应。所以我们说，萧正德引狼入室、接应侯景，是梁武帝宗室政策失败的一个明证，梁武帝为自己的宗室政策付出了应得的代价。

“侯景之乱”发生之后，集结在建康城外的“勤王之师”，有二三十万之众，人数远远超过侯景和萧正德的叛军，而勤王之师的主要将帅，又多数都是梁武帝的至亲和重臣。他们是：邵陵王萧纶（梁武帝第六子）、东扬州刺史萧大连（皇太子萧纲之子）、南兖州刺史萧会理（梁武帝第四子萧绩之子）、司州刺史柳仲礼（？—约551，祖籍河东解县即今山西运城）、衡州刺史韦粲（496—549，字长蒨，京兆杜陵即今陕西西安人，韦叡之孙、北徐州刺史韦放之子）、高州刺史李迁仕。但是，勤王之师除了韦粲力战而死之外，其他人都是顿兵不前、消极避战，或者是纵兵抢掠百姓，李迁仕更是企图乘机割据岭南。等到台城被侯景攻破之后，侯景“挟天子以令诸侯”，逼迫梁武帝命令这些军队听从侯景的指挥，结果“勤王之师”变成了侯景的“擒王之师”！

“侯景之乱”发生的时候，最有实力的地方藩王是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萧绎是梁武帝第七子，他当时的官衔是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郢·宁·梁·南秦·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的广大地区，拥有至少30万精锐之师；除萧绎之外，拥有今四川全境的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508—553，字世询，又字大智，梁武帝萧衍第八子）也很有实力。如果荆、益二州携手合作、全力赴援，侯景叛军根本就不可能是对手，更不可能祸害江南长达四年之久。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些地方实力派的藩王身上，他们所考虑的都是自己来当皇帝，根本就不想“勤王”。特别是湘东王萧绎，作为最有实力的藩王，又有长江顺流之势，如果在接到求援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大军东下，可能“侯景之乱”也就不会出现于中国的历史上了。但是，萧绎在得知消息之后，非但不立即派遣大军救援，反而幸灾乐祸，盼望台城早些陷落，父兄早日被杀，因为这样他自己就可以当皇帝了。所以，萧绎迫于舆论的压力，这才象征性地派儿子萧方等（528—549，字实相，梁元帝萧绎长子，梁敬帝萧方智异母兄）领兵一万，徐徐向建康开进。再到后来，舆论压力更大，才派出大将王僧辩率领水军一万人东下。但毕竟为时已晚，王僧辩的军队还没有完全到达建康，台城就已经被攻陷，王僧辩的一万水军也被侯景接收了过去，只有王僧辩等少数将领返回江陵。

台城陷落二个月之后，梁武帝被饿死了。这对于萧绎来说，自然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皇帝梦更加近了。但是，萧绎还有三个竞争对手：第一个是三哥萧纲，第二个是六哥萧纶，第三个是八弟萧纪。

三哥萧纲当时名为皇帝，但实际上只是侯景手中的傀儡，随时有可能被侯景杀掉，所以对于萧纲，萧绎自忖不必费神操心。另外两个，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首先是六哥萧纶，因为萧纶在“侯景之乱”发生时，被任命为北讨大都督，总督诸军讨伐侯景。台城失陷以后，萧纶又被各地“勤王之师”推举为盟主，另外，从兄弟排行次序来说，萧纶也比萧绎更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所以，萧绎要想日后当上皇帝，首先就得消灭萧纶。就这样，放着真正的敌人不打，萧绎却对自己的六哥萧纶先下手了。萧绎派出手下最得力的战将王僧辩，一举击溃萧纶，使萧纶兵败逃往汉东。就在这时，西魏大将杨忠（507—568，隋文帝杨坚之父）掠地汉东，萧绎于是就派出使者与杨忠接洽，表示愿意做西魏的附庸，并主动送质子到西魏，作为西魏消灭萧纶的交换条件。不久之后，杨忠就捉住了萧纶，将他投尸于长江。萧绎的竞争对手，总算又少了一个。

萧纶死后，萧绎的竞争对手，就只剩下八弟萧纪。萧纪与七哥萧绎一样，也想当皇帝。所以，当台城被围时，萧纪也不愿意出兵救援。不过，他倒是不用承受萧绎那么大的舆论压力，因为他处在萧绎的上游，还可以借口萧绎阻止自己军队东下。到台城失陷、梁武帝已死、萧纲被杀之后，萧纪干脆就在益州称帝，以讨伐侯景为名，率水军顺长江东下。看到萧纪大军的阵势，萧绎感到没有取胜的把握，便再次向西魏请求支援。萧绎对西魏说：“萧纪虽然是我的亲兄弟，但还是要请你们消灭他。”于是，就在萧纪举兵东下的时候，西魏派遣大军进攻梁、益，抄了萧纪的后路。当萧纪东下受到萧绎的拦截，再想向西回撤的时候，益州已经落入西魏之手。不久，腹背受敌的萧纪便被萧绎活捉，萧绎就把仅存的这一个兄弟又杀了。

萧梁宗室诸王手足相残，不仅有兄弟之间手足相残，还有叔侄之间的相互屠杀。对萧绎来说，除了兄弟萧纶、萧纪以外，还有湘州刺史萧誉（？—550，字重孙，梁武帝萧衍之孙、昭明太子萧统次子、后梁宣帝萧詧之兄）、雍州刺史萧詧，同样让他寝食难安。萧誉、萧詧是萧绎长兄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二、第三子，都是他的亲侄子。湘州刺史、雍州刺史在军事上，都应该归荆州也就是归萧绎的调遣。但是，无论萧誉还是萧詧，都不服从萧绎的指挥，兄弟二人还联手共同对抗萧绎。于是，就在侯景包围台城的时候，萧绎置建康救援军务于不顾，调集重兵进攻长沙（湘州刺史治所）的萧誉，并攻破城池，杀了这个侄子。眼看着萧绎攻破长沙，萧詧也效法萧绎，举襄阳城向西魏投降，请求做西魏的附庸。西魏也想通过扶植萧詧为傀儡，实现向南方掠地的战略目的，于是就封萧詧为梁王，并派重兵驻防襄阳。

中国有句古语，“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辱”，意思就是说兄弟之间，平时可能会有一些争执摩擦，但是在面临外患的时候，都会携起手来、共同抗击外敌。但是，这句话用在萧梁皇室身上却不合适。萧梁宗室诸王之间的相互猜忌，已经达到极致。他们面对真正的敌人的时候，不是同舟共济、携手抗敌，反而为了各自的私欲而同室操戈，这由萧绎和几个兄弟子侄之间的混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梁武帝纵容溺爱宗室的政策所造成，梁武帝自己被围台城而无人救援，以及儿孙之间的自相残杀，都可以说是他自食恶果，是他应得的报应。

历史是公平的，梁武帝终于为自己的宗室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他不是早早就饿死于台城，他就会亲眼目睹儿孙之间的相互厮杀。果尔，不知梁武帝该作何感想？

（2）“侯景之乱”对南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加速了南朝社会统治集团势力构成的转变，促进了南方蛮族势力的兴起。

这就是说，“侯景之乱”对南朝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表现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两个方面。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侯景之乱”差不多完全摧毁了南朝社会生产的基础，致使南朝社会经济出现严重倒退。发动叛乱的侯景集团，是一个反动、野蛮、落后的军事集团，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步作用，其政策措施对社会只有破坏的作用。侯景的军队根本就没有纪律的约束，他的治军方略，除了肆意的抢劫，就是野蛮的杀戮。侯景明确要求他的部将，在攻克城池之后，首先就是要把城里的人全部杀光。

以首都建康为例，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侯景之乱”以前的建康城，“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有居民28万多户（以平均每家3口计算，当有84万人），其繁华富庶的景象可想而知。

但是，在“侯景之乱”发生后的短短几个月中，建康城的居民就“存者百无一二”，建康城中那些美仑美奂的建筑，也都在熊熊大火中坍塌，正像杜牧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美丽、繁华、富庶的建康城，在战乱中彻底毁掉了！

“侯景之乱”所造成的破坏，不止于建康一城，整个江南地区都遭到了严重的蹂躏。在台城刚刚陷落的时候，三吴地区（即吴郡、吴兴、会稽）还暂时没有受到兵火的摧残，江南人民也都有讨伐侯景的愿望。

当时的东扬州刺史萧大连（527—551，字仁靖，梁简文帝萧纲之子）拥有“胜兵数万，粮仗山积”，如果他能够认真备战、励志杀贼，至少能够保住三吴地区不受祸害。但是，萧大连却整天饮酒作乐，不问军事。结果，三吴地区很快就被侯景叛军攻占。

侯景占领江南最富庶的三吴地区以后，就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史书是这么记载的：“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金银财宝抢光了，就抢人卖售，这是侯景的一贯做法。

“侯景之乱”以后的江南地区，已经变成哀鸿遍野的人间地狱：接踵而至的旱灾蝗灾，使得本就荒芜的田园颗粒无收；无以为生的百姓或是死亡于沟壑，或是亡命为盗贼；因为树叶草根被吃光，树木杂草也枯萎了；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如果仅仅是侯景叛军的烧杀抢掠，江南地区可能也不至于破败如斯！江南人民翘首以盼的“王师”，实际上与侯景叛军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同样烧杀抢掠、胡作非为，例如荆州军队攻克建康之后，即“纵兵蹂掠”。他们“剥剔士庶，民为其执缚者，衵（rì）衣不免；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自石头至于东城，缘淮号叫之声，震响京邑”，就是说，荆州兵在抢劫时，连百姓们的内衣都扒光了。他们还绑架了大量的无辜百姓，然后再向百姓的家人勒索赎金。

当时的建康城从石头城到东府城，一片哀号之声。据说，主帅王僧辩听到哭叫声，起初还以为是侯景反攻，登城一望，原来是自己的军队在抢劫，于是他就放心了，对于军纪涣散丝毫不以为意。荆州军随后攻入皇宫，在将宫中贵重物品抢光之后，担心难以向萧绎交待，干脆就将太极殿、东西堂、藏宝秘署等地方付之一炬，一把火烧光算完！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说：“王师之酷，甚于侯景”！因为纵火焚烧皇宫，这可是连侯景都没有干过的事！

“侯景之乱”对南朝政治的影响，陈寅恪先生曾有过论述。陈先生指出：“侯景之乱”的发生，标志着梁朝两大士族集团——建业集团和江陵集团的彻底腐朽，梁朝之灭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个集团已经趋于没落。

对于陈先生的论断，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即使不发生“侯景之乱”，梁朝也同样会灭亡于其他政治动乱，因为它的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腐朽没落。但是，“侯景之乱”的发生，仍有其历史意义，那就是加速了南朝社会政治势力的改组。因为建业、江陵两大士族集团虽然已经腐朽，但是如果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新的政治势力——南方蛮族的崛起，仍需假以时日。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侯景之乱”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将矛头对准了以王、谢等家族为代表的江南世家大族。据历史记载，侯景曾向梁武帝提出请求，说是想要娶琅邪王氏或陈郡谢氏为妻。梁武帝当时的回答是：“王、谢高门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梁武帝的意思就是说，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两家，你侯景都高攀不上，至于丹阳朱氏、吴郡张氏等江南士族，不妨考虑一下，或许还有可能。侯景听完之后，心中十分气愤，当时就暗暗发誓：“会将吴儿女以配奴。”就是说，侯景早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将这些高门士族的女儿许配给奴隶为妻为妾。出于仇恨和报复，在攻破建康城以后，侯景奸淫虏掠的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些自命高贵的世家大族。

这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世家大族东海徐孝克，为了活命，竟不得不把妻子臧氏（领军将军臧盾之女，也是世家大族）嫁给了侯景的部将孔景行。对于世家大族所受到的毁灭性打击，颜之推（529—595，字介，琅邪临沂即今山东临沂人，以所撰《颜氏家训》著称于史）曾有十分沉痛的文字记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这就是说，当初随司马睿渡江的近百家北方世族，到侯景攻破建康之后，基本上都被消灭殆尽了。再到后来，江陵小朝廷被西魏攻破，劫后余生的江南士族余烬，又一次被俘虏到关中，而沦为奴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侯景之乱”以疾风暴雨般的速度摧毁了梁朝的统治，为南方蛮族土著势力的兴起扫清了障碍，陈霸先所建立的陈朝，所依靠的力量主要就是南方的蛮族。

陈寅恪先生在论述陈朝兴起的意义时，指出：“梁陈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化的时代，楚子集团的时期结束了，士族的历史结束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南方蛮族中土豪洞主，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陈朝便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起来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在这个意义上陈也可说是南方蛮族建立的朝代。”

（3）“侯景之乱”也改变了当时的南北政治格局。

以往学者研究“侯景之乱”，多数关注于“侯景之乱”对南朝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侯景之乱”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南朝。它对北朝政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直接影响南北朝的整个形势。

学术界关于“侯景之乱”对北朝政局的影响，近年来的代表性作品是李万生博士的《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一书。在这部书中，作者对于“侯景之乱”对北方两个对立政权的影响有较为深入的分析，诸如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国势强弱的转化、东魏北齐的灭亡、西魏北周的崛起等问题，都是从“侯景之乱”作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提出，侯景在江北曾建立了一条防线，正是这条防线对南北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这些观点在“侯景之乱”问题的研究方面，是有所突破的。

我们认为，关注“侯景之乱”，更应该放到南北朝政局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梁陈之际为南朝社会一大变动，为什么这是一个大变动呢？就在于“侯景之乱”发生，萧梁皇室内讧，为关中的西魏政权提供了可乘之机，西魏乘荆州、益州内争的大好时机，不仅一举攻占巴蜀，牢牢地控制住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进而攻占襄阳，将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收入囊中，从而掌握了对南朝的战略主动权。

同时，占领巴蜀、控制荆襄地区，西魏不仅扩大了己方的战略纵深，也获得了雄厚的战略资源地，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关东的东魏（北齐）的劣势局面。北方东、西两大政权之间东强西弱的局面发生逆转，其时间正好与“侯景之乱”进程同步。西魏、北周政权能够在和东魏、北齐的对抗中，逐渐摆脱被动局面，并最终战而胜之，如果追根溯源，恐怕就要从“侯景之乱”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