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微：

与西方当代主流经济学不同，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行政命令是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管子》的作者甚至认为“号令重于宝物”。

此计是用行政命令直接剥夺富人，表面看来与《管子》主张的“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经济原则不符合。然而在战争、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下，政府征用、征敛是最快捷的手段，即使面临政治反弹的危险也要做。这里不单是无偿征敛，还包含调节价格的轻重之术。

原文：

桓公曰：“曲防之战，民多假贷而给上事者。寡人欲为之出赂，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令富商蓄贾百符而一马，无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则马必坐长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马不离其牧皂，而曲防之战赂足矣。”

译文：

桓公说：“曲防战役时，百姓有很多借债来供给国家军费的，我想替他们出钱偿还，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请您下令：令富商蓄贾凡握有百张债券的献马一匹，无马者可以向国家购买。这样，马价一定自然上涨到百倍之多。这就是说，国家的马匹还没有离开马槽，曲防战役的费用就足够偿还了。”

古今案例分析：

曲防之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忘记百姓均平这一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为筹集资金一味地增加税收，显然会增加普通百姓的负担。2001年6月，由于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族非法武装与政府军的武装冲突升级，政府军被迫从国外采购大批军火，而国库空虚，怎么办？马其顿政府决定开征一项“战争特别税”，即从2001年7月1日起对国内所有私营工商业征收0.5%~1%的战争特别税。

马其顿政府筹集战争经费的方法显然不如齐桓公高明，因为均等征税达不到百姓均平的效果，不过齐桓公的做法容易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北宋王安石在推行免役法时就遇到了这类问题，当时王安石针对的主要是劳役，而非兵役。

北宋的纳税户除了交纳赋税，还都要依其户等低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职役），北宋政府按户等高低分别给以轻重之役。最终使所有差役几乎全落到了地主阶层的中下层和富裕自耕民身上，因为官绅豪强大地主、商贾，考中进士的人家及僧、道都有免役的特权。

这种职役极其繁复，百姓苦不堪言。比如谁去充当里正，如果遇到乡里有不能按期交纳赋税的，或根本无力交纳赋税的，或税户逃亡的，都要自己先为交纳。遇到恶霸地主无法催交时，只能自己代交。因此，这些当里正的常常是“倾家而不能给”。为了逃避差役，有人干脆将田产隐寄于官绅人家冒充他们的佃客，还有的人尽力少养牛马，少耕几亩地，少种桑麻，以便减少自己的户等。有的则远离家乡，任凭自己田地荒芜——真是苛政猛于虎！

当时人们普遍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王安石认为改革差役法极为重要，其核心思想还是“抑兼并”。熙宁四年（1071年），他对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进一步说，就是“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临川先生文集·上五事札子》）

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司农寺拟定免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

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官府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州、县官府依当地吏役事务简繁，自定数额，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20%缴纳，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以备荒年不征收役钱时雇役之用。此法的用意是要使原来轮充职役的农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会增加财政收入。

新法立刻遭到了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反对，理由很简单，就是免役法损害了豪族兼并之家的利益。宋末元初马端临一针见血地指出：“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文献通考·职役考》 ）

“元佑更化”时（公元1086—1093年）免役法等新法停止施行。大宋像王安石那样敢于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家太少了——这次重要的改革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