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坐标难以确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德鲁克的整体性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某些创新性概念、意念频繁地出现在德鲁克不同时期的著述中，现代管理学中几乎所有的概念都可以被追溯到德鲁克那里。汤姆·彼得斯曾说：“在管理学的所有概念中，有80％是由德鲁克创造的，他是当之无愧的管理学之父。”像人们现在所熟知的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self-governing plant community)、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授权(empowerment)、自我控制(self-control)、利润中心(profit centre)、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即MBO)、创造顾客(create customers)、私有化(privatization)、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顾客导向的组织、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时间管理、业绩管理、绩效管理、组织分权、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扁平型组织(flat organization)、团队(team)、外包(outsourcing)、第二职业生涯、非营利组织等，都是由德鲁克创造的或都可以从德鲁克的只言片语中找到渊源。德鲁克定义管理思潮的能力是惊人的，他是集概念的提出者、系统的观察者、规则的确立者和基本原则与习惯的推广者于一身。德鲁克在其著作中回忆起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管理类书籍还放不满一个小书架”。日文书不算，全部大约只有七十册，当时，为人敬重的管理大师更是屈指可数。

美国管理学家汤姆·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Peters and Waterman,1982)声称，“在德鲁克之前，并无管理学的存在”，“我们在《追求卓越》中所写的所有内容”，在《管理的实践》一书的“某个角落都能够找到”，83更可以代表德鲁克在管理和管理学领域中的独特地位。《基业长青》(Build to Last)一书的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教授、管理咨询顾问和管理思想家吉姆·科林斯(Collins,1994)在集这位伟人见解之大成的著作《德鲁克日志》(The Daily Drucker)一书的前言中写到，他深信，不管周围的世界如何改变，企业组织与管理仍然有恒常不变的根本价值与通则。而“在其他方面，他还是会如过去60年那样，被人描述成公众知识分子：结合了旧世界的谦恭有礼和新世界的直言不讳。他在谈话中会先引经据典，涵盖历史、经济学、科技和社会，然后再切中要害。德鲁克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单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有着巨大优势的完整作品集：其中的一切几乎都是基本正确的。”84《哈佛商业评论》编辑纳恩·斯通(Stone,2001)在《德鲁克精髓》一书的导论中评论到：“德鲁克的理论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是他注意到了管理组织中重要的、持久的东西以及它们在一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德鲁克思维很有趣的一方面是他能去提炼和澄清观念抓住事物的本质将其提炼为经理人，尤其是高层经理人员的指导原则。”85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SEI高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尤拉姆·杰瑞·文德(Wind,2005)在《沃顿知识在线》的《告别德鲁克》一文中指出，德鲁克是“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主义式的人物。……他对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都指导着他的兴趣和活动。”86加里•哈默尔和C.K.普拉哈拉德(Hamel and Prahalad,1994)在《竞争大未来》中写到：“德鲁克是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耀着通往未来管理之路。”87

在我们看来，现代管理学的条条道路出自德鲁克，条条道路通往德鲁克。“德鲁克坐标”与现代管理学的每一个方面都连在一起。

德鲁克坐标难以确定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在于，德鲁克的著述无法按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简称AOM)下属的专业委员会(Professional Divisions)88的分类标准分类，德鲁克著述不知道究竟属于管理学研究的哪一个类别。美国管理学会下属24个专业委员会，分为公司政策与战略(policy and strategy)、职业发展(careers)、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管理的批判性研究(critical management studies)、组织中的性别与多样性(gender and diversity in organizations)、创新或创业(creating and entrepreneurship)、健康保健管理(heath care management)、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组织的沟通与信息系统(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国际企业管理(international corporate management)、管理教育与发展(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管理咨询(management consulting)、管理史(management history)、管理、心灵和宗教(management,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管理与组织认知(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cognition)、运作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组织和管理理论(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组织的发展与变革(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组织与自然环境(organization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公共与非盈利性组织的管理(public and nonprofit)、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管理的社会事项(social issues in management)，以及技术与创新管理(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等。德鲁克所探讨的高层领导管理与实践性管理问题，无法按上述的管理学分类来确定。

尤拉姆·杰瑞·文德(Wind,2005)指出，德鲁克是一位“真正的跨学科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他把社会学、行为科学与管理学连接起来，他清楚地表明，没有任何管理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单一学科就有效地得以解决。” 89在我们看来，德鲁克的魅力在于他的跨界者角色和“不守成规的机会主义者”角色，就在于他不为学究气的教授们接纳的越界者角色，如果将德鲁克局限于某个专业和领域之内，德鲁克的魅力将会大减。从这个视角看，德鲁克的坐标或许就是他自称的“不守成规的机会主义者”，一位大师级的变革者。

德鲁克的一个伟大的贡献是他发现了“组织的社会”，并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实体而非个人构成的社会。德鲁克以其深刻的哲学笔触，将一个正在行进的时代真正的本质揭示：一个自由企业社会的诞生，以及其基本的体系和命题。他发现，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其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这就成了“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的命题。推而广之，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是一个所谓的“机构型社会”。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非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组织成员就是社会公民，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员工型社会”。“所谓组织，其实是一种工具。通过它，个人及社会成员始终能做出其贡献，始终能够取得其成就。”因此，组织及其管理的职能就是：“将人的力量转化为生产力。”90

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在60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标定全球文明的走向时，德鲁克就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开始了这种分水岭式的思考和写作：“我们再也不能拖延关于工业社会基本问题的讨论了……论述大型商业公司与自由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91在德鲁克的视野里，大企业，即大型的综合性生产单位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而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都围绕我们想从大企业中获得什么，围绕着大企业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最好满足我们的愿望和需求。而所有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都围绕我们想从组织中获得什么，围绕着组织以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才能最好满足我们的愿望和需求。“这不仅在于‘政治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运用政治、经济手段使自由企业体系正常运转’”，而且在于“公民首先必须被企业雇用，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大型企业必须实现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让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到体现。”92这样，一个公民社会与一个组织社会的价值链被打通了，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被决定性地打通了。

德鲁克坐标强调创立一个自由企业可以生存和成长的体系，而非相反。这个坐标让我们正在追寻的变革，牢牢地标定于这样的基础上。在打通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上，为我们的时代确立价值基础。德鲁克在其著述中反复强调，现代化国家的崛起，是与“管理”和“组织的社会”的本质关联。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德鲁克标定的路标，是人类近现代250年历史所蕴含的公民社会与自由企业社会的坐标。《基业长青》(Build to Last)一书的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教授、管理咨询顾问和管理思想家吉姆·科林斯(Collins,1994)在集这位伟人见解之大成的著作《德鲁克日志》(The Daily Drucker)一书的前言中更进一步将“现代公司”，列为与美国宪法同样伟大的社会发明，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连接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的桥梁”。这显然是现代文明对公司意义精辟的见解。93

德鲁克坐标难以确定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在于，德鲁克历史性地考察了管理及其经理人的作用，指出管理及其经理人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德鲁克(Drucker,1954)大胆宣布：经理人是“工业社会中独特的和领导性的群体。本世纪以来，几乎还没有任何一种新的基本力量、新的领导阶层能够像经理人一样迅速成长。这一阶层一旦崛起，很快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94在德鲁克看来，经理人已经成为现代工业文明中的一个新的阶层，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就像马克思发现工人阶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导力量一样。德鲁克强调：“只要西方文明本身还能够生存下去，那么经理人就始终是基本和支配性的力量。”95

德鲁克认为，在组织化的社会中，使各个组织以经营活动为出发点，为社会、经济、社区和个人贡献力量，这是经理人肩负的责任。德鲁克认为，翻开美国的历史，不管哪一个时期都有暴力和痛苦，但是经济大萧条却造就美国社区意识的抬头，强调共享的价值，生命的喜悦和共同的希望。在德鲁克看来，在公开的现实后面还有更深的现实，在表面的趋势下还有隐藏的趋势。德鲁克(Drucker, 1969)借用地理学来解释《不连续的时代：变迁时代的指南》(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 Our Changing Society)的全新意图：“它力图发现并界定在深层基础上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的变化，它研究的主题是大陆漂移如何形成新大陆，而不是战争如何分割新国界。”那些不连续是“社会和文化基本现实中的重大变化。”96将现实状态与理应状态相对比，而且将现实状态与理想状态相对比，这便是贯穿于德鲁克著作中的基本思想活动。

德鲁克坐标难以确定的第四个重要原因在于，“管理就是实践”和“管理是任务，管理是纪律，管理也是人”。德鲁克强调“管理就是实践”“管理学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管理的高境界是疏导和激发，而不是控制与防范。德鲁克认为，在经理人持续不断的计划、控制下属去完成每一项重要、紧急得不得了的任务的时候，我们是否该想想，我们究竟在他们心中播撒下了怎样的影响。经理人不只是通过知识、能力和技巧来领导员工，同时也需要通过愿景、勇气、责任感和诚实正直的品格来领导。这就要求经理人了解“管理”这门学科，并要求他们真正懂得管理艺术。尤拉姆·杰瑞·文德(Wind,2005)指出，德鲁克还是一位“真正地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整合者。纵观他的一生，他一直为无数或大或小的公司的高层提供咨询，同时也为众多的非营利组织，比如红十字会、大学、医院、社区服务组织以及政府机关提供无偿的咨询。”97

德鲁克坐标难以确定的第五个重要原因在于，管理学是“道”而非“术”。终其一生，德鲁克都认为人的活动始终是最重要的。从他早期的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工业人的未来》到经典之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自传《旁观者的历险》，他将自己全部的经历都投入到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研究之中。德鲁克喜欢以“旁观者”自居，旁观物是人非，旁观世事变迁，而他在此基础上去发现、去探索、去总结。他并不是简单地告诉大家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帮助人们学会一种方法，以便自己发现问题、找到答案并且最终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他认为自己所做的只是陈述客观事实、身边现象而已。这也便是对立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的经验主义，德鲁克倡导的是“我看故我在”。在《新现实：政府与政治、经济与企业、社会与世界》中德鲁克(Drucker, 1989)这样写到：“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而在当今社会中我们必须再增加一条，即‘我看故我在’。”98德鲁克试图探讨在一个不停转变的社会形态中，个人、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互相调整，从而达到现实中的最优化。他曾经多次批评学院派管理学家日益脱离现实管理学的研究状况，但他多次承认自己从管理学科学主义学派那里获益匪浅。

相比之下，德鲁克更为尊崇以单打独斗的方式直接介入管理实践活动的经理人。但是，他又比经理人更有兴趣将自己所推崇的管理实践问题原则化。德鲁克强调，投身管理实践活动的管理学家必须具有极其清醒的理智和极其坚韧的意志，节制他们极其容易发作的理想主义激情，克服隐藏在他们身上的人性的弱点(抵御名声、利益、地位的诱惑)，才能保持适度的独立性。当然这还要包括有能力来处理“如何保持”和“何种程度”的问题。现实中，国内外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恰恰忽视了在管理实践活动能力方面的培养，学校里的教材和老师交给学生的大多是“术”，而不是“道”，“术”是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掉的，但“道”却会像北极星一样恒久地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德鲁克(Drucker,1989)强调：“管理者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自然科学和伦理学)中汲取所有的知识和见识。但是他们必须将这些知识集中到效益与成果上——集中到如何治愈一个病人，培养一名学生，架设一座桥梁，设计并销售一套‘用户满意’的软件上来。”99大学的老师们也都懂得思维方式训练的重要性，但却鲜见在学生的思维方式方面有力的培养方案。《旁观者的历险》中有一章《怀恩师》，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学习的方式本身也是我们学习的内容”(How we teach is also what we teach，how we learn is also what we learn)100，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德鲁克的两位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与苏菲小姐(Miss Elsa and Miss Sophy)给他的，不是具体的一种知识，甚至也没有使他能够掌握某种技能，但是，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态度等人性中深层次的部分。

德鲁克坐标难以确定的第六个重要原因在于，德鲁克所说的每一个方面都让我们为之动容，以至于我们身处其中而难于分辨其坐标。一些人说他的写作是“大众杂志与德国神秘主义哲学的杂合体”，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会在这种漫不经心的写作里，看到了知识的连续性和20世纪的重要特征——断裂感。德鲁克的引人入胜，因为他使别人发现，历史与未来一样充满着新奇性。沃顿商学院SEI高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尤拉姆·杰瑞·文德(Wind,2005)认为，德鲁克把他对知识的广泛涉猎和与生俱来的沟通天赋相结合。“无论他是和人进行一对一的交谈还是面向成千上万的观众，他的幽默感、谦逊的品质以及对听众和读者的尊重让他受到了全世界各地听众的喜爱。”101美国文化历史学家艾伦·坎特罗(Kantrow,1980)指出：“就增长经理人对管理智慧的认识而言，德鲁克真正的贡献，并不是他所提出的观念的实用性，而是他当初如何用那样严谨的心态提出那样的观念。”102

事实上，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让你为之所动的一面，有时候我们只是疏于发现。德鲁克(Drucker, 1979)举了一个与奥地利的一个银行家谈话的经历，前半部分谈话的气氛非常僵硬而令人哈欠连天，当谈到欧洲人使用纽扣的历史的时候，这个银行家忽然迸发了令整个屋子的空气都为之感染的激情，从纽扣的发源地、发展的历程、生产工艺、艺术鉴赏、风格流变……，说得头头是道，俨然一幅专家形象。他表情专注，唾沫四溅，手舞足蹈，眼神清澈。103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现场的话，也会被他卷入这种兴奋的交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