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是最接近西方理性范畴的东方思想

老子的道与西方的上帝(神性),实际是一个内涵,差别只是在于道是不可说,而神、上帝都有“人造的故事”,人格化的神(耶和华)当然比不可言说的道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圣经·出埃及记》)

主耶和华说: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都必坍倒。(《圣经·以西结书》)

在这样的“上帝”面前,自然只会“恐惧与战栗”(克尔凯郭尔),中国人对天、神、上帝的想象不是这样。中国人从上古(夏商)时代到佛教进入中国,对于上帝、神的基本想象是一个洞悉一切、掌握一切,又能够满足人世一切愿望的“主宰者”,商朝人叫“帝”,周朝人叫“天”“德”,老子叫“道”,孔子叫“仁”,墨子叫“天志”“鬼”,人间叫“祖宗”,佛教最后变成观音与弥勒。

中国人是按“圣人”标准构想上帝、天或神,主要是做善事,满足众生愿望。但中国人理解耶和华这样的神也不难,中国的皇帝就是这样,比上帝还任性,三宫六院不说,想要谁的东西就可以抢,想杀谁就可以杀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有一班御用博学辞章大笔杆子编造杀人的理由、歌功颂德。在中国古代,皇帝比上帝更有权力感。

从思想上看,可以说“道与神同”老子的道与上帝有类似之处。但从世界历史影响上看,“神道设教”比单纯的“道理”显然更具备影响大众的力量。因为“教”实际是在以“神”的名义,夺取世俗权力,这就是西方基督教的历史真相,是基督教历史影响力的根源。在中国,曾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黄老,被统治阶级独尊的孔门儒教,或是战国时期建立民间教派的墨家,都没有像基督教一样明确提出要夺取世俗政权,而是成为世俗政权的附庸。

在近代启蒙运动之后,理性的权威推翻了神的权威,西方确立的现代社会的理性根基,与老子的“道”,更加接近。那为什么理性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的“信仰”,而老子的道却缺乏这种思想的穿透力与统摄力呢?看一下西方近现代高扬“理性”大旗,在哲学思想,尤其是现代科学研究上构建的庞大社会体系,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等到庞大的、无所不包的产业体系、学科体系,就不难明白,老子的“道”对于思想、产业、教育的影响,几乎从未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一直停留在“上层建筑”的象牙塔里,螺蛳壳里做道场。

“道生万物”的思想在中国,从其诞生道其后的2500多年,停留于哲学玄想,而不是如西方近现代哲学对于“理性”持续300多年的反复思考、论战,从培根、洛克、休谟到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及现代的罗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萨特、胡塞尔、福柯,不绝如缕的一条现代哲学思想“传统”,为现代科学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这才是真正的“道生万物”:不仅由新思想生出新产业、生出新物品,更重要的是观念本身也经历了“由种子到森林”的演化历程。

中国当代的部分思想者,还在说什么要“基督教信仰来救中国”,完全不顾世界近300年究竟怎么发展到今天,以及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内在机理,还停留在中世纪,或者回到两希(希腊、希伯来)、罗马文明,奉为圭臬,沉浸在西方非主流思想的幻想的过去里,岂不荒唐?

中国哲学思想,最缺乏的不是一部《圣经》及其神学阐释,而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思想传统,即使如唯意志哲学、存在主义这一类对“理性”解构的思潮,其使用的武器也依然是理性的、分析的逻辑,而不是宗教式的独断论。什么叫独断论?就是蛮不讲理、死不要脸,用世俗权力维持其观念的权威,基督教征服西方的历史,就是如此。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说道:罗马教会用暴力行为保护、以欺骗手段获得的迷信帝国,一个和平与仁慈的宗教体系,很快就被放逐令、战争、屠杀和宗教法庭败坏,改革派受到热爱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鼓舞,天主教的亲王和教士的利益结合,不惜用火与剑来推展宗教惩罚的恐怖行动。据说,仅在尼德兰(Netherland)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十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统治阶段,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三百年时间,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早期殉教者的人数。如果这也叫思想,那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任何思想可言。

遵从“道”就能避免西方基督教的灾难吗?是的,当“道”就是自由的、理性的思想的时候,这个“道”将最终导向、塑造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世界。

那些今天还没有根除政治动荡、社会秩序还没有稳定、人民生活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本质上不是坚船利炮、器物产业匮乏,而是缺乏理性的哲学思想的“新基因”,也可以说是缺乏“道生万物”的一整套“新思想系统”。这是中国思想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